新近征求全民意見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三）草案凸現我國夫妻財產制立法存在諸多問題。我國現行法定夫妻財產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對法定夫妻共同財產范圍的界定應遵循“婚后所得推定共有”的準則，其法理依據是夫妻之間存在的“協力”關系。夫妻財產制契約是夫妻之間就采用何種類型的夫妻財產制所訂立的協議。夫妻財產制契約與一般財產契約不同，其直接產生夫妻財產法上的效力，即以雙方當事人選定的財產制度替代法定財產制的適用。無論法定共同財產制還是約定共同財產制都存有一定缺陷。在我國夫妻財產制結構中增設非常財產制可以彌補共同財產制之不足。

　　夫妻財產制，主要是一國關于夫妻財產所有權問題的法律制度。它涉及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財產的歸屬、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以及債務的清償、婚姻終止時財產的分割等一系列問題，又稱“婚姻財產制”。我國現行夫妻財產制結構由法定夫妻財產制和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部分構成。然而，在外國法和我國臺灣地區法中，還存在著另一類夫妻財產制。它是在足以影響夫妻各方財產利益的特別情事發生后，不再適用原夫妻財產制類型（包括法定共同制和約定共同制），改而采用分別財產制。對這種財產制，臺灣學者稱之為“非常財產制”。近年來，我國公民個人財富增長迅速，婚姻財產糾紛愈益復雜。我國現行《婚姻法》關于夫妻財產制的規定只有3條，其內容概括、簡單，遠不能解決紛繁復雜的婚姻財產糾紛。為解決司法實務中的疑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頒布了兩個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解釋（二）”）。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同案不同判”現象。新近征求全民意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解釋（三）草案”）重點在夫妻財產關系上，有關夫妻財產歸屬認定和分割的條文占1/2以上。婚姻案件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其內容千差萬別。上述司法解釋或是細化現行法律，或是針對某類案件或某種現象作出規定，但在統一性、邏輯性和制度的完整性上還存有欠缺。本文擬針對司法實務中與夫妻財產制立法相關的爭議問題，結合“解釋（三）草案”部分條款，厘清夫妻財產制所涉及的相關法理，探討如何從制度層面完善我國夫妻財產制。

一、法定夫妻共同財產范圍之界定—遵循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推定規則

　　法定夫妻財產制，是指在配偶雙方沒有就夫妻財產關系作出約定，或者約定無效的情況下，依照法律規定當然適用的夫妻財產制度。強制適用是法定夫妻財產制有別于約定財產制的突出法律特征。依法理，約定財產制具有優先法定財產制適用的效力。但是，現實生活中夫妻婚前或婚后約定財產制類型的比例很低，法定夫妻財產制因此在我國占居主導地位，是適用最為廣泛的財產制度。《婚姻法》第17條明確了法定夫妻共同財產范圍，第18條則列舉了法定的屬于夫妻個人財產的范圍。這兩條構成了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的主要內容。現行婚姻法對屬于法定夫妻共同財產和一方個人財產采取列舉加概括的立法模式，第17條與第18條均有“兜底”條款，司法實務中，對不屬于明確列舉范疇的財產究竟應歸夫妻共有還是個人所有，往往會產生爭議，成為婚姻財產糾紛中的難點。

針對近年來司法實務中爭議較大的婚姻財產糾紛，“解釋（三）草案”作出以下3條規定：第6條：“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應認定為一方的個人財產；但另一方對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貢獻的，可以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第8條：“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視為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應認定該不動產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認定該不動產為按照雙方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有證據證明贈與一方的除外。”第11條：“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并在銀行貸款，婚后不動產登記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可將該不動產認定為不動產權利人的個人財產，尚未歸還的部分貸款為不動產權利人的個人債務。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由夫妻共同財產還貸部分，應考慮離婚時不動產的市場價格及共同還貸款項所占全部款項的比例等因素，由不動產權利人對另一方進行合理補償。”上述規定均將夫妻一方于婚后取得的財產認定為個人所有財產，其內容屬于《婚姻法》第18條中“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與“解釋（二）”相關內容對比， “解釋（三）草案”更傾向于根據財產來源而不是根據財產取得的時間來確定其歸屬，這種側重保護個人財產權利的價值取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也引發了學術界的質疑。

法定夫妻財產制在我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某項財產性質的認定，直接關系婚姻當事人的切身利益。目前這種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一事一議”的立法模式會產生以下問題：第一，現實生活中婚姻財產的形式多樣，糾紛類型千差萬別，新問題不斷出現。如果我國這方面立法一直處于滯后狀態，司法解釋就會越出越多；第二，司法解釋制訂過程中缺乏統一的原則，會導致立法價值取向的偏差。就夫妻財產歸屬而言，“解釋（二）”中堅持婚后所得共有這一基本準則，將婚后取得的個人財產投資的收益、住房補貼、養老金等，均規定為夫妻共有財產。而“解釋（三）草案”則注重維護個人權利，重視財產來源及資本收益，將個人財產婚后孳息、婚前個人出資婚后取得的房屋均規定為夫妻個人財產。這種在價值取向上的不統一，會致法官裁判時對個案的處理缺乏基本依據；第三，由于司法解釋的制定往往只考慮解決具體問題，忽略條文之間的協調與銜接，這將導致條文之間出現自相矛盾的情形。例如，“解釋（三）草案”第6條規定，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為一方的個人財產。這不僅與“解釋（二）”中“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以個人財產投資取得的收益屬于夫妻共有財產”所遵循的原則不一致，也與《婚姻法》第17條第2款“一方婚后生產、經營所得的收益屬于夫妻共有財產”有著明顯的沖突。

　　筆者認為，無論是價值取向還是具體規定，司法解釋都應與法律規定保持一致。界定法定夫妻共同財產范圍時，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共有制。夫妻財產制度規范的是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是身份法中關于財產的特別規定，不同于一般的財產法。通俗地說，夫妻財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夫妻所得財產進行“再分配”的作用。通說認為，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為婚后所得共同制。所謂婚后所得共同制，是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或雙方所得的財產，均歸夫妻雙方共有，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據此，在法律未作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取得的財產，首先應推定為夫妻共有財產。依據“婚后所得推定共有”這一準則，立法中，如認為婚后一方所得應歸于夫妻共有，一般無須特別加以規定；但如將一方婚后所得排除在共有之外，則必須特別加以規定。在司法審判中，主張婚后所得財產為夫妻共有財產的，一方無需舉證；主張婚后所得財產為個人所有的一方應負有舉證責任。我國一些學者認為，婚后所得共有制并不排斥夫妻個人財產的存在，它并非是指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財產均為共同財產，通常將一方無償獲得的財產排除在共同財產范圍之外。筆者贊同這一觀點。但需說明的是，不能因為婚后所得共有制認可夫妻個人財產的存在，特別是認可婚后所得財產可以歸個人所有，就否認這一制度所包含的“婚后所得推定共有”的基本規則，更不能得出“婚后所得應視具體情況處理，既可以為共有，也可以為個人”這一結論。司法解釋若不秉承這一準則，難免會出現自相矛盾、標準不一的情形。

　　第二，婚后所得共有制的法理基礎是“協力”而非“貢獻”。婚后所得共有制的適用使夫妻一方所得歸屬于雙方，直接產生了權利變動的效果。我國《婚姻法》作此選擇的依據何在？公平、公正是共同財產制的基本理念。夫妻共有的法理基礎是認可夫妻之間存在“協力”關系。即便當代婚姻立法確立了夫妻人格獨立的基本準則，婚姻的團體性仍然是一種客觀存在。“與取得婚姻財產相關的婚姻是一個共同體，每個配偶都是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他或她對維持這一共同體—婚姻都做了平等的努力。”“通常情況下，一方配偶在婚姻存續期間所取得的財產，都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判斷配偶一方在獲得財產收益時，對方配偶在操持家務、養育子女、外出就業和情感支持等方面提供了多少幫助。”由上可見，我國學界對“協力”原則多持肯定態度，但對“協力”的理解還不統一，甚或將之等同于配偶一方對另一方取得財產行為的“直接貢獻”。例如，在解釋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孳息之歸屬時，認為“如果孳息取得與對方協力無關，只能作為個人財產；如果凝聚了對方的貢獻，則作為共同財產。”而“解釋（三）草案”第6條規定的“但書”，便是以夫妻另一方“是否對孳息取得有貢獻”作為判斷能否共有的標準。從該條本意看，此所謂“貢獻”應認定為“直接貢獻”，即配偶一方對他方財產孳息的產生有“直接的貢獻”，這似是考慮到夫妻“協力”，卻與“協力”原則有本質區別。因“直接貢獻”而取得權利是財產法的一般規則（如物權法中的添附制度），無需在婚姻財產制中加以特別規定。如果將“貢獻”等同于“協力”，則其應當包括“非直接的貢獻”。

　　這在美國判例中有所體現。美國早期采共同制的部分州，在判定婚姻期間財產增值的歸屬時，主要考慮增值是否全部或部分地因對方配偶貢獻所生。只有因對方貢獻或努力使一方個人財產增值的，其增值部分才被視為共同財產。此處的貢獻即“直接貢獻”。對于對方配偶僅有“非直接的貢獻”，如從事家務勞動，盡管在離婚財產分割時可以考慮，但增值部分不被認定為共同財產。然而，到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一些州法院的判例推翻了這一觀點。1986年，紐約上訴法院認可了因家務勞動對個人財產增值所作的“非直接的貢獻”也構成分享增值部分的理由。這實為從“貢獻”取得轉向了“協力”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