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撫養權律師：沈輝

　　一、案情

　　原告：嚴××，女，44歲；被告：湯××，男，45歲。嚴××和湯××于1975年底經人介紹相識，1978年7月登記結婚。婚后因多年不育，經醫院檢查，湯××無生育能力。1984年下半年，嚴××與湯××通過熟人關系到某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實施人工授精手術二次，均未成功。1985年初，經人介紹，二人找到某廠醫務室一退休醫師，又實施人工授精手術三次。不久，嚴某某懷孕，于1986年1月生育一子。之后，雙方常為生活瑣事發生爭吵，加上分居兩地，致使夫妻關系緊張。

　　嚴××于1996年3月向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起訴。訴稱：雙方婚后感情不和，經常爭吵，被告對我及其家人從不關心，致使夫妻感情徹底破裂。要求與被告離婚；孩子由我撫養，被告承擔孩子撫養費；在各自住處的財產歸各自所有。湯××辯稱：夫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若能維持還是以和為好，若原告堅持要離，也同意與原告離婚。孩子由我扶養教育，撫養費全部由我承擔。若原告堅持要撫養孩子，則孩子的撫養費全部由原告承擔，因孩子并非我所親生，與我無血緣關系。原告做人工授精手術時，我雖在場，但并非同意，故我不應承擔撫養費。財產分割同意原告意見。

　　二、分析

　　本案雙方當事人因長期分居，常為生活瑣事發生爭吵，互不相讓，致使夫妻感情破裂，經法院調解和好無效，雙方均表示同意離婚。法院根據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關于夫妻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的規定，判決準予雙方離婚，是正確的。

　　本案爭執的焦點，或者說本案的典型意義所在，是對婚姻期間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在父母雙方離婚時應由誰撫養的問題。這首先涉及到人工授精子女在我國的法律地位問題。我國現行《婚姻法》是1980年頒布施行的，囿于當時的條件，該法對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未作明確規定。隨著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經人工授精而生育的子女日趨增多，由此帶來的法律問題也擺在了審判實踐的面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7月8日《關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復函》中指出：“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一致同意進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應視為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間權利義務關系適用《婚姻法》的有關規定”。分析本案具體情況，被告湯××無生育能力，夫妻雙方商定做人工授精手術。在先后五次做人工授精手術時，因都是通過關系找人進行的，故雙方均未辦理書面同意手續。但在做人工授精手術時，湯××均在現場，當時并未提出反對或不同意見。孩子出生以后，湯××一直把孩子當成親生子女一樣養育，即使夫妻產生矛盾，分居兩地不來往時，仍有撫養費寄去，至今已有十年光景。現在被告否認當初同意原告做人工授精手術，并藉此拒絕承擔對孩子的撫養義務，是沒有道理的，法院理所當然不能支持。按照上述復函的精神，孩子應視為原、被告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其與原、被告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應與親生父母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一樣得到承認和保護。按照我國婚姻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原、被告均應依法承擔對孩子的撫養教育義務。

　　本案原、被告均要求孩子隨其生活，雙方爭執不下。法院在審理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5條“父母雙方對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隨父或隨母生活發生爭執的，應考慮該子女的意見”的規定，征求了孩子本人的意見，其表示愿意隨母親生活。法院根據我國婚姻法及有關法律規定，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權益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情況，考慮孩子本人的意見，判決孩子由原告嚴××撫養教育，被告湯××每月支付原告撫養費，直至孩子獨立生活時止。在確定撫養費數額時，法院既考慮到孩子的實際需要，又考慮到湯××的負擔能力和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決定按照湯××工資收入25％的比例給付。這樣處理，是妥當的。另須說明的是，由于孩子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人工授精所生，在訴訟過程中，法院采取了保密措施和不公開開庭審理的辦法，在判決書中也回避了這一問題。法院這樣做，既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又是為了保障孩子的聲譽不受損害或歧視。

　　人工授精技術的發展和成熟，給不育夫妻帶來了生養后代的希望，也給法律帶來了過去不曾規定過的現實法律問題。由于人工授精所采用的精源不同，帶來的法律問題也有所不同。如果精源來自生父，則只涉及受孕的方法問題，所生子女與正常受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不會有人懷疑。而如果精源來自生父以外的男性，則因血緣關系的不同，對因此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在過去的法律規定中是找不到現成答案的，這就是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所帶來的法律問題，本案顯然屬于此類。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與法律規定的血親關系下和擬制血親關系下的父母子女關系相比，該種子女應處的地位。按照傳統的親屬法理論，父母子女關系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兩種父母子女關系；另一類是法律擬制的父母子女關系，這其中包括養父母與養子女的關系和形成扶養關系的繼父母與繼子女的關系。由于法律上明確規定后一類父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和前一類即親生父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相同，所以稱它為法律擬制的或擬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親，而提供精源者與母并無婚姻關系，故只在母與子女之間存在單邊的自然血親非婚生母子女關系，和父之間沒有自然血親關系。由于父與這種子女之間并沒有發生收養的問題，他們之間不成立養父與養子女的關系。該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關系期間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與該子女的關系又不同于與妻帶來的與他人所生子女之間的繼父與繼子女關系。所以，不能夠借助于傳統的親屬法理論和法律規定直接確定人工授精情況下父與所生子女之間的關系。

　　基于上述分析，人工授精是不育夫妻為生育后代所能找到的一種現實可行性辦法，目的是為了繁衍自己的后代，為了有利于婚姻家庭的穩定和子女的健康成長，法律上完全可以把這種情況下的父母子女關系視為婚生父母子女關系，成為一種新類型的父母子女關系-婚生的自然血親與擬制血親混合的父母子女關系。

　　首先肯定的是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與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相同，由此產生的父母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應適用《婚姻法》有關父母子女權利義務關系的規定。其次也確立了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作為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的條件，即人工授精是夫妻雙方一致同意的。這種一致同意的意思表示，可以是書面的，也可以是口頭的，還可以是從實際行為推定的。本案按照該復函的精神處理，是正確的。

　　三、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不公開開庭審理，查明了事實。該院認為：原、被告雙方感情確已確裂，經法院調解和好無效，雙方均表示同意離婚，可予準許。孩子系雙方一致同意實施人工授精所生，應視為婚生子女。孩子現已超過10周歲，經征求孩子意見，其愿隨母親生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第三款、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該院于1996年7月15日判決：

　　一、準予原告嚴××與被告湯××離婚；

　　二、孩子由原告嚴××撫養教育，被告自1996年7月份起每月支付原告撫養費130元至孩子獨立生活時止；

　　三、財產分割無爭議。

　　宣判后，嚴××與湯××均未提出上訴。

　　四、相關法規

　　我國現行《婚姻法》是1980年頒布施行的，囿于當時的條件，該法對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未作明確規定。隨著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經人工授精而生育的子女日趨增多，由此帶來的法律問題也擺在了審判實踐的面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7月8日《關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復函》中指出：“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一致同意進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應視為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間權利義務關系適用《婚姻法》的有關規定”。

　　按照我國婚姻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原、被告均應依法承擔對孩子的撫養教育義務。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5條“父母雙方對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隨父或隨母生活發生爭執的，應考慮該子女的意見”的規定，征求了孩子本人的意見，其表示愿意隨母親生活。

　　五、結語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與法律規定的血親關系下和擬制血親關系下的父母子女關系相比，該種子女應處的地位。按照傳統的親屬法理論，父母子女關系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兩種父母子女關系；另一類是法律擬制的父母子女關系，這其中包括養父母與養子女的關系和形成扶養關系的繼父母與繼子女的關系。由于法律上明確規定后一類父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和前一類即親生父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相同，所以稱它為法律擬制的或擬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親，而提供精源者與母并無婚姻關系，故只在母與子女之間存在單邊的自然血親非婚生母子女關系，和父之間沒有自然血親關系。由于父與這種子女之間并沒有發生收養的問題，他們之間不成立養父與養子女的關系。該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關系期間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與該子女的關系又不同于與妻帶來的與他人所生子女之間的繼父與繼子女關系。所以，不能夠借助于傳統的親屬法理論和法律規定直接確定人工授精情況下父與所生子女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