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

　　原告母親錢乙與被告王某1994年在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打工時相識。1995年正月錢乙按民俗與張某舉行結婚儀式，同年7月10日補領結婚證，1996年1月19日生一子錢甲（即本案原告）。2003年3月12日錢乙與張某經法院調解離婚，海安縣人民法院（2003）安民初（曲）字第1220號民事調解書主文明確：婚生子錢甲隨錢乙生活并由其負責撫育；張某的婚前財產自愿贈與其子錢甲所有。

　　原告錢甲訴稱：1994年被告王某與我母親錢乙同在常州市武進區一織布廠打工，王某以夫妻關系不好為由與錢乙談戀愛；1995年兩人又同到該地打工并同居生活，后錢乙懷孕。被告承諾離婚后與錢乙結婚，但其言而無信，錢乙只得與張某戀愛并倉促結婚。原告的生父非張某，而是被告，現要求被告給付此前的撫育費8萬元及今后每年8000元的撫育費。

　　被告辯稱：1995年兩人同到常州打工、同居不是事實，我與原告之間不存在血緣關系，我不應承擔其撫育費。本案在審理中，原告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與被告王某作親子鑒定，因王某拒絕做鑒定，親子鑒定無法完成。

　　二、審判

　　海安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子女撫育糾紛應基于原、被告之間存在撫育關系。本案中原告所舉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與原告之間系父子關系，因而也就難以認定原、被告之間存在撫育關系。原告雖申請與被告進行親子鑒定，但被告不同意作鑒定，因親子鑒定關系到夫妻雙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應從嚴掌握，不得強迫當事人作親子鑒定，故主張原、被告之間存在血緣關系的舉證責任應由原告方承擔。原告主訴錢乙與王某同在常州打工、同居、懷孕，受騙后迫于無奈與張某戀愛、并倉促結婚，有悖于“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之生育常識，原告系錢乙與張某在婚內期間所生，原告提供的證據（2003）安民初（曲）字第1220號民事調解書也證明了其父親系張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七十六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錢甲要求被告王某給付撫育費的訴訟請求。宣判后，雙方當事人未上訴。

　　三、評析

　　本案名為撫育費糾紛實際爭議焦點是身份關系的訴訟，涉及親子關系的認定。它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

　　（一）首先，錢甲要求王某給付撫育費的前提，必須是建立在否定張某是其生父。但現有證據不能否定張某不是其生父。

　　1.張某與錢乙（錢甲之母）雙方于1995年農歷正月結婚，同年7月10日補領的結婚證，1996年1月19日生錢甲，從時間上看，錢甲出生于錢乙與張某結婚后，從其錢甲的出生到錢乙與張某結婚不止十個月，所謂“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是生育之常識。即使按原告訴稱1995年被告王某與其母親錢乙兩人在武進打工并同居生活，但該時間仍在張某與錢乙結婚期間，怎么就能一定認為原告父親不是張某呢？

　　2.2003年3月12日錢乙與張某經本院調解離婚，本院（2003）安民初（曲）字第1220號民事調解書主文明確：婚生子錢甲隨錢乙生活并由其負責撫育；張某的婚前財產自愿贈與其子錢甲所有。法院生效的法律文書已確認張某與錢甲是父子關系。

　　從上述事實看，要否認張某是錢甲之父是沒有的；認定張某是錢甲之父是有依據的；錢甲在沒有證據否認張某是其生父的情況下，要求王某給付撫育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更何況錢甲訴訟時還不滿十周歲，他不可以、也不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張某不是其生父。這樣的訴訟請求只能由錢甲之母錢乙或張某提出，或者由王某生動提出。

　　（二）錢甲要求本案被告王某給付此前的撫育費八萬元也是與法無據的。

　　因為錢甲是96年1月19日出生的，到2003年3月12日錢乙與張某經本院調解離婚，錢甲一直由錢、張二人撫養。如果能夠確認張某不是錢甲的生父，張某倒是可以提出要求追索撫育費的問題，錢甲是沒有資格提出要求王某給付本案在訴訟之前撫育費的問題。

　　（三）關于王某是否是錢甲之生父的認定問題。

　　王某是否是錢甲之生父的認定問題，是正確處理案件的關鍵。原告錢甲提出要與被告進行親子鑒定，但被告王某拒絕鑒定，能否就此推定被告王某就是錢甲之生父？

　　1.個人認為對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就本案現有的證據面言，錢甲出生于錢乙與張某結婚期間，并且在錢乙與張某離婚時，張某將其婚前財產自愿贈與其子錢甲所有，不存在錢甲沒有生父或沒有人撫養的問題。因此，在此前提下，是不宜推定王某拒絕鑒定，就認定王某就是錢甲之生父。

　　2.但是，在明確張某不是錢甲生父的前提下，錢甲之母錢乙又指證被告與其在婚前婚后同居過，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如果王某拒絕鑒定可以推定王某就是錢甲之生父。

　　由于身份關系的特殊性，國外在訴訟中言辭辯論原則都受到排斥。法官在訴訟中實行在職權主義審理原則，法院不僅詢問雙方當事人，而且可以主動調查，在身份關系的訴訟中法院有最終的決定權。因為親子鑒定是別無選擇的手段。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如果王某拒絕鑒定可以推定王某就是錢甲之生父。從權利保護角度只能如此；從處理善后事宜也只能如此；其對事實認識的真理性與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確定的公平公正性是一致的。這種“歸屬型”親子鑒定有利于解決子女撫養、財產繼承等法律問題，有利于維護子女合法權益，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如果王某經過鑒定不是錢甲之生父，他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訴訟以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

　　綜上，本案原告的訴訟請求被駁回就在情理與法理之中。

　　（四）身份關系的訴訟不宜進行調解。

　　本案訴訟雖然是撫育費的問題，但其本質上屬于身份關系的訴訟，本案在審理過程中，也進行過調解，但因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作出了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如果在調解中達成了一致意見，那么是否就可以認定王某就是錢甲之生父呢？

　　這里涉及到訴訟過程中自認的問題，《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第八條明確規定：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份關系的案件除外。這是因為身份關系不但涉及雙方當事人的私人利益，更涉及多數關系人的利益，甚至影響社會秩序和國家的利益。身份關系的變化所涉及的往往不僅僅是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本身，整個家庭以及與社會的權利義務關系也要發生變更甚至消滅，繼而需要重新組合或調整。因此，即使王某自認是錢甲生父或同意接受調解，也不能認定王某就是錢甲之生父。

　　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涉及親權關系的案件是不能進行調解的。否則，就會出現自相矛盾的兩難境地。如若干年后張某憑離婚的調解書要求錢甲給付贍養費，錢甲的贍養義務就變成雙重的了。或者事后王某同意鑒定，而鑒定結論王某又不是錢甲的生父，豈不是錢甲無父親了。

　　（五）本案給我們的啟示。

　　婚內生育的子女，其父母子女關系一般應適用“推定”的規則。凡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生育的子女，應根據最終生育的結果推定“以該夫為父、以該妻為母”。在思想觀念上，我們要首先解決“婚生”與“親生”的區別問題。“婚生”不等于“親生”非“親生”也不等于非“婚生”。“親生”只是“婚生”中的一種情況。婚生子女，是否親生不影響夫妻與該子女親權關系形成。

　　其次，生育行為所包含的意志是無形的，看不風摸不著，但生育意志并非不可捉摸。人們事后只能根據子女出生的事實來推定——婚內生育子女以該夫妻為精卵來源，或者即使不是以該夫妻為精卵來源，但是，是其共同生育意志行為的結果（客觀存在的情況是，其中有一部分子女雖然不是該夫的“親生”子女，但屬于“婚生”子女，如夫同意的借種懷胎）。絕大多數夫妻其行為的正當性與其親子關系事實認識的真理性是一致的，由此形成安定的社會生活秩序。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關于[能否采用人類的細胞抗原作親子鑒定問題的批復]指出：對要求作親子鑒定的案件，應從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出發，慎重對待。親子鑒定結論僅作為證據之一，不宜只憑親子鑒定結論否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