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1997年，曹某經人介紹與張二認識并開始同居生活，為保留低保名額，而未辦理結婚登記。張二原有北房4間，同居期間雙方建造東房2間，另翻建院墻、門樓。2004年張二患病，病重期間欲立公證遺囑，后法律工作者到達現場，由原八達嶺法律服務所的武某、胡某見證。張二去世后房屋一直由曹某管理使用。2011年，曹某準備出售該房屋，被被告張某出面阻止，稱二人并未領取結婚證，房屋應該由其兄妹繼承。曹某認為，張二在病重期間已立遺囑，表示由其繼承房屋，且該房屋一直由其占有，其當然享有對房屋的處分權。故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其合法繼承權。

　　被告張某辯稱，張二系其二弟。張二病重期間，曹某并未予以照顧。2005年4月21日，原告之父曹連稱張二請公證處的人立遺囑，讓其兄妹于4月23日前去簽字。兄妹得知后均表示不同意，后曹連又稱不立遺囑了。張二生前并未立遺囑，也未與曹某簽訂遺贈撫養協議，故不同意曹某的訴訟請求。

　　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原告曹某提交一份由武某和胡某簽名的證明材料，載明：2005年4月份，曹連到延慶八達嶺法律事務所，稱張二想辦理一下去世后的財產繼承問題。武某、胡某詢問張二后，得知其欲訂立遺贈扶養協議，并為其起草協議書，生前由曹某扶養，死后由曹某領受全部遺產，并承擔共同生活期間的全部債務。后因找不到證人而未辦理協議。據此，原告認為該證明從側面證明張二立了口頭遺囑，故其擁有繼承權。

　　一審法院認為，公民可以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指定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或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在危急情況下，遺囑人可以立口頭遺囑。公民可以與扶養人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張二生前是否立有遺囑及對原告提交的有武某和胡某簽名的證明材料如何認定。法院認為，遺贈扶養協議、遺囑均是要式法律行為，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遺贈扶養協議，故原告與張二之間并不存在遺贈扶養關系。遺囑繼承人應是法定繼承人，而原告與張二非夫妻關系，不能成為遺囑繼承人。對于原告提交的證明材料，本院認為不能作為遺囑或證明遺囑的存在，也不符合口頭遺囑的要件，故駁回原告曹某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出上訴。

　　二、分歧

　　該案爭論的焦點在于張二生前是否立有遺囑及原告曹某所提交證明材料的證明力應如何認定。

　　第一種觀點認為張二在危急情況下立有口頭遺囑，武某、胡某兩位見證人足以證明。

　　第二種觀點認為張二并未立合法有效遺囑，武某、胡某兩人證言的證明力不足。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

　　三、分析

　　1、遺囑繼承的要件構成

　　財產繼承包括法定繼承與遺囑繼承，遺囑繼承指公民可以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其效力優于法定繼承，法定繼承在被繼承人未立遺囑的情形下適用。對于遺囑繼承，我國《繼承法》第5條具體規定為：“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由此，被繼承人可以通過設立遺囑將遺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而完成遺贈行為。該行為實際上只產生遺贈的效果，因法律的規定而發生遺囑繼承的效力。故遺囑繼承的形式包括：遺囑繼承、遺贈和遺贈扶養協議。其中，遺贈撫養協議的效力優于遺囑繼承或遺贈。

　　有效遺囑的設立，應當合乎相應的要件。其一，立遺囑人應具有立遺囑的能力。《繼承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立遺囑無效。”這就說明立遺囑人設立遺囑時應當具備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其二，遺囑內容應反映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繼承法》第二十條規定：“遺囑必須表示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受脅迫、欺騙所立的遺囑無效。偽造的遺囑無效。遺囑被篡改的，篡改的內容無效。”遺囑將會產生對公民財產進行處理的效果，故應體現遺囑人的真實想法，其在受脅迫、欺騙時所立遺囑及被篡改、偽造的遺囑違背其真實意思，當然無效。其三，遺囑處分的遺產只能是個人合法所有的財產。《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此規定充分說明遺囑人在遺囑中處分的遺產只限于個人財產，且為其合法所得，若其處分了屬于國家、集體或他人所有的財產，該部分不生法律效力。其四，遺囑應符合特定形式。遺囑從是否要式上來看，可分為口頭遺囑、要式遺囑、錄音遺囑，要式遺囑又分為自書遺囑和代書遺囑，若要式遺囑經過公證，則其效力最優。遺囑繼承應當以要式為原則，以口頭遺囑為補充。自書遺囑是由立遺囑人自己親自書寫全部內容的遺囑；代書遺囑是立遺囑人口述遺囑內容，由他人代為書寫制作而成的遺囑，該類遺囑的遺囑人不能親自書寫遺囑內容，應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并由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或捺印。錄音遺囑同樣需要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立遺囑人可以對自書遺囑提出公證申請，由公證機構辦理公證。在情況危急的情況下，遺囑人可以立口頭遺囑，且有兩個以上的見證人在場見證，危急情況解除后，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需要說明的是，見證人必須是完全行為能力人，且與遺囑相對人無利害關系。

　　具體到本案而言，曹某與張二非夫妻關系，也無血緣關系，故不存在法定繼承或遺囑關系。武某、胡某的證言中指出：“生前由曹某扶養，死后由曹某領受全部遺產，并承擔共同生活期間的全部債務。”張二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乎遺囑的上述前三項要件，從其具體內容來看能體現出遺囑人的遺贈扶養意思，但該案中并不存在書面的遺贈扶養協議。盡管張二是在病重的情況下要求立遺囑，也有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無利害關系人武某、胡某見證，但武某、胡某見證的時間是2005年4月23日，張二的去世時間為2005年5月份，張二從見證至其去世有足夠的時間去采用其他形式訂立遺囑，這段時間可足以認定危急情況解除，張二欲設立有效的遺囑，必須改用書面或錄音形式。故張二遺囑的設立不符合上述有效遺囑的第四個要件,不能認定其生前立有有效的口頭遺囑。

　　2、證明材料的證據力之認定

　　法院在采用訴訟證據時，首先應當考慮其是否符合證據“三性”。一是客觀性，即訴訟證據應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非主觀臆斷。客觀性是訴訟證據的本質特征，由案件事實本身的客觀性所決定。二是關聯性，即訴訟證據與案件的待證事實之間應存在客觀聯系。客觀存在的事實多種多樣，但只有那些與案件事實存在客觀聯系的事實才能成為證據。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證明作用，亦源自于其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的關聯性。三是合法性，即訴訟證據必須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證據的形式應當合法；證據的提供、收集和審查應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證據須經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證。

　　證據“三性”中，證據的關聯性是案件審理考察的重點所在。對證據進行認定時，需通過質證來觀察證據事實對案件事實證明作用有無的證明程度的大小，即證據的證明力或證據力問題。證據對案件事實有無證明力、證明力的大小，取決于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的緊密度。易言之，證據事實不僅應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聯系，對案件的證明存在某種實際意義。通常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聯系越緊密，其證明力越強；聯系越不緊密，則其證明力越弱。

　　繼承案件中，合法遺囑是證明力最強的證據，法院可依據遺囑對案件進行認定，并作出判決。其中，危急情形下的口頭遺囑，可根據兩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與遺囑人的相對人無利害關系的見證人的證言作出判定；其他情形下，則要求存在合法的要式遺囑或錄音遺囑。否則，就應按照法定繼承的規定處理遺產。本案中，見證人武某、胡某的書面證言，可以證實張二在見證時病重，情況較為危急，也確有立遺囑的意愿。具體意思內容為：“生前由曹某扶養，死后由曹某領受全部遺產，并承擔共同生活期間的全部債務。”其本身可體現出遺贈撫養的意向，但見證后張二的危機情形解除，其應將意思表示訴諸于書面或錄音，只有這樣才能認定遺囑的效力，該案的口頭遺囑失效，二人的證言自然也就不能作為口頭遺囑存在的證據使用。二人的書面證言是本案的孤證，且二人均未出庭，只能從側面反映張二死前曾體現出的意向，然而本案并無直接證據表明張二對其遺產處理的意思表示，不能視為贈與，亦不能證明贈與的存在。該證據材料的證明力當然也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