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約，是未婚男女對締結婚姻關系的一種事先約定。自古以來，人們就把訂立婚約作為婚姻成立的必經程序，訂婚送彩禮更是世代相傳的習俗。然而我國現行法律為尊重婚姻自由，不承認婚約的法律效力，所以當一方要求解除婚約時，彩禮糾紛應然而生，當事人一方也不可能以另一方違反婚約而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頒布之前，處理彩禮糾紛沒有確切的依據和統一的標準，而該解釋的出臺，則標志著我國在彩禮問題立法上的進步。

　　一、 彩禮的歷史淵源

　　說起彩禮，不得不談談我國的婚姻制度。早在西周時期，我國就有了完善的婚姻制度。西周時婚姻的締結除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還必須經過六禮的程序。所謂六禮，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和親迎這六道程序。其中，納幣，就是指男方派人送彩禮到女方家。西周的六禮對中國古代婚姻制度發展的影響十分深遠，后世的結婚程序雖然不一定會全經過六禮的儀式，但六禮的名稱一直相傳下來。到了唐代，六禮的核心就是財禮，又稱聘財，女方以接受男方聘財的方式表示許婚，即所謂的“婚禮先以聘財為信”。若已受聘財，男方悔婚，則女家不退聘財，若女方悔婚，男方同意，女家須退還聘財，男方不同意，則婚姻仍成立。女方若“更許他人者，杖一百”，若已婚配，則徒一年半，不僅要追究刑事責任，而且要追還該女與前夫。元朝也把下聘財作為婚姻成立的要件之一，并且按照不同等級作了數目上的具體規定，如上戶金一兩，銀四兩，彩緞六表里，雜用絹四十匹；中戶金五錢，銀四兩，彩緞四表里，雜用絹四十匹；下戶銀三兩，彩緞二表里，雜用絹五十匹。清代婚姻關系的成立，當事人雙方必須訂立婚約，訂立婚約的主要內容是交換婚書和交受聘財。而交受聘財是婚約成立的主要條件。婚約一旦訂立就受法律保護，當事人不得隨意反悔，除非有欺騙行為或犯罪行為。“若許嫁女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男家悔婚者亦如之，不追財禮”。綜上可見，中國古代賦予婚約以絕對的法律效力，用刑罰來處置違反婚約者，并且伴有濃厚的男權觀念，同時把送彩禮作為婚約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但是，新中國成立后，為剔除封建，杜絕買賣婚姻，貫徹婚姻自由原則，從我國第一部婚姻法開始就不承認婚約，而把登記作為婚姻成立的唯一條件，當然，作為婚約成立要件的彩禮也不被法律所提倡，但訂婚送彩禮作為一項古老的傳統還是在民間盛行。

　　二、彩禮的性質

　　彩禮，是男方以結婚為目的而向女方贈送的錢物。長期以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一直以贈與來對待彩禮問題。送彩禮的確是一種無償贈與行為，但是它與一般的贈與有所不同。贈與是指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而受贈人表示接受的行為,其具有單務性和無償性。贈與人可在三種情況下，撤銷贈與并要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財產：（1）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2）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3）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而送彩禮則是適齡男女訂立婚約的一道程序，其是以將來結婚為目的。我國并不承認婚約的法律效力，在一方違反婚約時，另一方不可能基于述三種理由要求返還彩禮。即使在承認婚約的國家和地區也不把結婚作為婚約所約定之義務，如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第975條規定：“婚約，不得請求強迫履行。”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法第1473條規定：“男女雙方訂立之承諾結婚之合同，既不賦予任一方要求締結婚姻之權利，亦不賦予任一方在合同不被履行時，要求施以任何處罰或收取非屬第一千四百七十六條所規定之其它損害賠償之權利，即使有關處罰或賠償系由違約金條款產生者亦然。”因此彩禮是一種特殊的贈與。其特殊性在于：1、贈送彩禮的目的在于締結婚姻，而一般的贈與不會帶有什么特殊目的；2、當事人贈送彩禮并不一定是完全出于自愿，而往往是迫于民俗和習慣的壓力。那么到底彩禮是屬于何種性質的贈與呢？

　　目前在學界關于彩禮的性質主要有三種學說：

　　第一種是附義務的贈與說。《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條規定：“贈與可以附義務。贈與附義務的，受贈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義務。”由此可見，附義務的贈與是一種受贈人負擔一定義務的贈與。雖然在一般的贈與中，受贈人不承擔任何義務，但附義務的贈與中所附義務并不是贈與的對價，因而其仍具有單務性和無償性。如果受贈人沒有按照合同約定履行所負義務，贈與人是不可以此為由而不履行其贈與義務，但是在贈與人履行了給付義務之后，受贈人仍不履行義務的，贈與人則可行使撤銷權，要求受贈人返還所贈財物，當然也可請求受贈人履行義務。初一看，這種學說確實符合彩禮的特征，但是，細細思量，并不可取。首先，附義務的贈與中所附義務必須合法，不得有違法律規定，把結婚作為贈送彩禮所附之義務，明顯違背了當事人婚姻自由的權利。其次，附義務的贈與在贈與人完成了給付義務之后，贈與人可以請求受贈人履行事先約定的義務。照此推理，在彩禮糾紛中，如果一方違反婚約，另一方則能以已給付彩禮請求對方履行結婚的義務。因此，附義務的贈與說不能夠準確解釋彩禮的性質。

　　第二種是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說。 所謂附解除條件的贈與，是指以將來可能發生的客觀事實的成就作為贈與失效的條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的效力可以約定附條件。附生效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失效。 ”合同中所附的解除條件必須是將來可能發生的，是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并且該約定不得違背法律要求。倘若將彩禮視作是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而把結婚作為贈與彩禮所附之條件，首先有違當事人結婚自主的權利，違反了婚姻法有關婚姻自由的規定；其次，把不能結婚作為撤銷彩禮贈與的條件，其邏輯結果必會步入買賣婚姻的泥潭之中。

　　第三種是目的贈與說。所謂目的贈與，是贈與人為達到一定目的而為的贈與。追求某種目的和結果是目的贈與區別于其它贈與的標志。如果贈與的目的不能實現，贈與人不得請求受贈人幫助其達到目的，而只能請求返還所贈財產。彩禮是一方為能夠與對方結婚而向其贈與送的財物。如果雙方締結婚姻關系，贈與方贈送彩禮之目的已實現，不發生彩禮返還的問題。但如果因種種原因最終分道揚鑣，贈與方則可以結婚目的落空為由要求對方返還彩禮。因此，目的贈與說能夠解釋贈送彩禮的性質。同時，它又與附義務的贈與說和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說有著本質的區別。附義務的贈與說把結婚作為贈與中的約定義務，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說把雙方不能結婚作為贈與的解除條件，兩者都違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則。

　　三、彩禮返還請求權的基礎

　　最高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了在三種情形下，當事人可以請求返還彩禮：一是雙方未辦理結婚手續；二是雙方辦理結婚手續但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究竟其返還的根據何在？

　　按照我國合同法的有關規定，除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性質和道德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之外，贈與人可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撤銷贈與。但是在彩禮糾紛中，一般不會發生上述情況，而通常是在彩禮交付之后，由于雙方不能締結婚姻，才引發糾紛。合同法只規定了在三種情況下，贈與人可以向受贈人要求返還贈與財產，然而這三種情形均不適用于彩禮返還請求。同時我國不承認婚約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請求返還方也不可能基于違約要求返還所贈財產。彩禮是一方為與另一方在將來能締結婚姻關系而為的贈與，也就是說當事人送彩禮的直接目的是結婚，是有目的的贈與。如果雙方未能締結婚姻，那么贈與彩禮的原因也就不復存在。換言之，受贈方繼續占有彩禮的原因和法律依據因婚約的解除而歸于消滅。根據公平原則，只有將財產恢復到訂立婚約前的狀態才能體現公平合理。所以在婚約解除后，結婚目的已不能實現，返還彩禮理所當然。如果受贈人仍繼續占有彩禮，則構成不當得利。《民法通則》第92條規定：“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得利返還受損失的人。”在贈送彩禮的過程中，雖然財產權利已轉移，但是如果產生財產轉移的原因未發生，當事人所期待的結婚目的不能實現，那么受贈人就缺乏占有彩禮的合法原因。根據《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受贈人的這種占有行為屬不當得利，贈與人得請求返還之，受贈人則負有返還全部彩禮的義務。

　　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９７９條規定：“因訂定婚約而為贈與者，婚約無效、解除或撤銷時，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返還贈與物”。《德國民法典》第１３０１條規定：“如果婚姻未成，則每一方訂婚人皆可依照關于返還不當得利的規定而要求對方返還所贈禮物或作為訂婚標志所給之物。在訂婚因一方訂婚人死亡而解除的情形，倘有疑義，推定返還請求被排除”。《瑞士民法典》第９４條規定“婚約人相互間所為之贈與，于婚約解除時，得請求解銷之；贈與物不復存在時，依不當得利之規定清結之；婚約依婚約人之一方死亡而消滅者，不得請求任何返還”。

　　四、 實踐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及解決

　　1、返還范圍 是不是男女雙方在戀愛中所有贈送物都應返還？彩禮到底包括哪些？這是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只有解決好彩禮返還范圍，才能切實維護好雙方的利益。筆者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應該不屬于彩禮返還的范疇：第一、共同花費，一方收到彩禮后，往往會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銷，如為辦婚禮宴請賓客，送禮以及平時的吃喝玩樂等，在計算返還數額時都應當從中剔除。第二、屬于贈與性質的財物。在戀愛中，男女雙方為表情意，通常會贈與對方定情物、信物等，可以說，這些是一方自愿贈與另一方的，與有無結婚目的無關，對于該類財物，贈與方不得要求返還。

　　2、訴訟主體的確定 在最高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具 體問題的解釋中，只是說“給付方”可以要求返還彩禮， 那么這里所說的給付方是否包括當事人的父母呢？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中，兒女的婚姻被認為是終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辦，送彩禮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為家庭共有財產。而在訴訟中大多數也是由當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訴，因此為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防止應訴方以起訴人不適格作為抗辯，應當對“給付方”作擴大解釋。同時，對于被告的確定問題也應引起注意，在實踐中，訴訟方也通常把對方當事人的父母列為共同被告，要求他們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可取的。在習俗中，一般是父母送彩禮，也是父母代收彩禮，即使由本人親自接收，兒女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養育之恩，也會將一部分交由父母。所以，將當事人父母列為共同被告并無不妥，實為可取之處。

　　3、婦女權益保護 在我國并不承認婚約的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因男方的過錯導致婚約解除，或由男方提出解除婚約，女方是不能以男方違反婚約而請求不返還或部分返還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雙方雖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卻事實上同居的，若男方始亂終棄，要解除婚約，這時應權衡雙方利益，本著保護婦女，保護弱者的原則，在彩禮返還數額上，筆者認為，可酌情減少。在實踐中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即雙方已同居多年的，男方要解除同居關系，以未辦理結婚手續為由，要求返還彩禮，此時若女方已將所收彩禮用于同居后共同生活的，也可減少返還數目或不予返還。

　　4、關于“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適用問題

　　1、）《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果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這是婚姻法設立的離婚救濟制度，是對離婚可能引起的消極后果的一種補救措施，旨在保護弱勢群體，體現撫弱濟貧的社會主義道德要求。而在解釋（二）中，又作出婚前給付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在離婚時可要求返還所送彩禮的規定。那么，生活困難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給予幫助，又可要求返還彩禮呢？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首先，這是兩種不同且并行不悖的制度。前者是一種救濟措施，其既是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的體現，又是夫妻之間互相扶養的法律義務在婚姻關系解除后的合法延伸。后者則是一種返還請求權，是基于結婚目的落空而產生的請求權。其次，兩者的請求權主體有所不同。前者只限于夫妻中的一方而已，不再涉及其他人。而對于返還彩禮的請求權主體，如前所述，可以為當事人的父母。所以，筆者認為，困難一方在提出返還彩禮的要求后，不妨礙其請求另一方給予一定的幫助。當然，這里的離婚時對生活困難一方的幫助是有條件限制的，第一、提供幫助一方要有負擔能力，一般要在該方的能力范圍之內；第二、幫助有時限性，生活困難應是在離婚時就存在的困難，而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請求，而且在其另行結婚后，就應停止對其進行救濟。

　　2、）在我國，雖然不承認婚約的法律效力，但合法的婚姻關系是受法律保護的。故如果要求返還彩禮一方對婚姻的破裂存在過錯，而另一方并無任何過錯，雖然請求方存在生活困難，也無須再支持其返還請求。有這樣一個案件：某女與某男婚后不久，男方卻與另一女子離家出走，下落不明。后該女向法院起訴離婚，然在法院判決離婚后，男方母親以生活困難為由又訴至法院請求女方返還彩禮，后因證據不足，被依法駁回訴請。在本案中，即使有證據證明男方生活困難，筆者認為，也不應支持男方的訴請。因為在我國合法的婚姻為法律所保護，既然男方對婚姻破裂存有過錯，而女方并無過錯，那么男方就應承擔不利后果，為其過錯擔負責任。

　　5、證據認定問題 贈送彩禮與一般的民事行為有所不同，贈與方不可能要求對方出具收條等書面手續，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禮。因此，當引發彩禮糾紛時，當事人舉證比較困難，一般只能提供證人證言，且多為親友證言，通常證明力不大。對方當事人也常以此作為抗辯，主張不予采信。為了收集有利證據，當事人往往會不經對方同意，錄制雙方談話錄音或電話錄音。那么對于此類視聽資料如何認定呢？1995年最高院在《關于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取得的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批復》中嚴格強調了視聽資料的合法性，但在后來制訂的《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該條款則降低了證據合法性的要求，認為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所取得的證據就可認定。但是如果利用威脅、利誘、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他人隱私等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就不應采用，即所謂的“毒樹之果”原則。而在彩禮糾紛中，視聽資料往往是最能證明事實存在的證據，因而只要當事人在收集證據時沒有違反上述規定和原則，且能證明其真實性，就應當采信。對于彩禮糾紛案件的證明標準，也應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則，即只要當事人所舉證據足以讓法官對案件的法律真實產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懷疑，那么就可認定該法律事實達到客觀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