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隨著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婚戀觀亦是變化頗大。婚姻關系所涉及的問題已從單純的情感發展到包括情感、經濟等許多方面問題的復雜的、綜合性的社會關系。另外，加之近年來不斷升高的離婚率，使得婚姻雙方的不安全感更是不斷攀升，夫妻間的忠實問題則更加凸顯，保證夫妻忠實的條件也從單純的靠道德的約束發展到以經濟補償、權利限制等諸多方式相結合的多重保證，維系婚姻關系的方式越來越多元化，此時夫妻忠實協議也應運而生，而且越來越普遍，有些還進入了公證程序,夫妻的忠實保證已由單純的道德問題上升為道德、法律的綜合問題。與此相應, 夫妻之間依據“忠誠協議”索要賠償而訴諸法院的事也屢見報端，各大法院判決結果亦是大相徑庭, 有認定忠誠協議有效的, 也有判決忠誠協議無效的，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致的見解，因此, 我們有必要對夫妻忠實協議的效力進行思考研究，以解決實踐中關于審理夫妻間忠實協議的相關問題。

　　實踐中，夫妻忠實協議的內容一般都由兩個部分組成，即人身關系協議部分和財產關系協議部分。而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協議都是以夫妻間的情感忠實和行為忠實為基礎，并以相關的權利的喪失為后果，即如若夫妻一方違背忠實義務（如出現婚外情等）則會引起相應的人身權或財產權的喪失。人身關系協議主要約定夫妻要相互遵守相應的忠實義務，即相應地對雙方當事人在婚姻關系的范圍內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如：不得重婚，婚外情亦或是與他人同居等等，也有約定若是違反忠實協議則喪失一定的人身權利，當然主要是身份權的喪失；而財產關系協議則主要涉及到一方違反相應的忠實協議后所需要給另一方相應的財產性賠償以彌補非違約方精神和財產上的損失，也有約定違反協議后雙方如何就共同財產進行劃分的。

　　由此可見，夫妻忠實協議有以下特征：1、協議的主體是夫妻雙方，即具有合法婚姻關系的配偶；2、協議的內容是以夫妻忠實義務為內容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3、協議是以雙方平等協商為簽訂的前提；4、協議的目的是確保夫妻相互忠實和婚姻關系的穩定。[]

　　我國的《婚姻法》在2001年的修訂中增加了有關婚姻家庭道德的條款，其中第4條規定夫妻應當相互忠實；第46條規定因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實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遺棄家庭成員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些方面都是夫妻忠實義務的主要內容。這是我國第一次將夫妻間的忠實義務由道德層面上升為法律層面，此時的夫妻之間的忠誠就不僅僅是道德或者輿論的范疇了，而是有了法律的意義，受到了法律的保護。而夫妻忠誠協議正是基于這一思想，以規范夫妻雙方的行為為目的，以約定法律后果的方式促使夫妻雙方相互忠實，通過契約形式將忠實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因此是合理合法的，是符合我國婚姻法律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則的。

　　現實中，夫妻“忠實協議”的締約雙方常常是在沒有相關法律知識，而之前又沒有明確的模板可供參照的情況下締結協議的，因而協議中通常會有條款應當事人自己的意愿所定，而這就不排除一些約定與現行的法律條款背道而馳，這樣的協議條款因其違背了強行性條款而當然無效。所謂強行性條款是法律明文規定禁止為或是不為某種行為的條款，如《民通意見》第21 條規定: “夫妻離婚后，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無權取消對方的監護權。”《婚姻法》第3 條規定: “禁止家庭成員之間的虐待和遺棄。”第36 條第2 款規定: “離婚后，父母對子女仍有撫養權和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由此可見，子女的監護權是夫妻雙方共有的一項法定權利，也應該本著對子女有利的原則加以確定，任何一方不得任意以約定的形式加以剝奪，“忠實協議”不得擅自對其加以約定，即使是有相關的約定也會因其與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相違背而當然無效。另外，我國《婚姻法》亦有規定結婚自由，離婚也自由，因此，忠實協議中若是約定“不允許任何一方提出離婚”，這樣的約定亦因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

　　婚姻的締結和維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道德的約束，可以說《婚姻法》只是把原本屬于道德調整的婚姻關系納入了法律調整的范圍內，《婚姻法》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倫理性，而倫理則是調整人們之間正常的人際關系和秩序的道德要求，婚姻關系中對道德的要求則是各種社會關系中最為強烈的，但是《婚姻法》對婚姻關系的保護只是婚姻道德中最低的要求，因此《婚姻法》不可能事無巨細的將所有的夫妻之間的忠實義務加以規定，當然這也是由于法律的局限性所致。所以夫妻雙方締結的忠實協議的內容很有可能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款加以規定，如此一來，協議的內容當屬有效亦或是無效則很難界定。因此，如果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就應該以公序良俗加以判別，要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盡量從當事人雙方的感情基礎出發，結合社會普遍認知的倫理道德來審理案件，這樣才能符合《婚姻法》保護合法婚姻當事人的權益的精神和原則。

　　修正后的婚姻法增設了離婚時的損害賠償制度，因一方的法定過錯導致離婚的，無過錯的另一方依法享有賠償請求權。但是這項制度解決的問題是對因侵權行為受有損害的無過錯配偶提供救濟。對無過錯配偶來說，損害可能不止這些，離婚本身還可能帶來其他的損害，如扶養請求權的喪失、基于夫妻財產契約所生利益的損失等等。這些損害的救濟僅靠離婚時的損害賠償是不夠的。而且這項制度只適用于違反忠實義務達到重大過錯的程度，對那些違反忠實義務沒有達到法定的重大過錯程度的則沒有法定的救濟，因此有必要在離婚時的損害賠償制度之外適用夫妻忠實協議，以彌補離婚損害賠償的不足。

　　而夫妻忠實協議之所以會廣受爭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的不規范性，這種不規范也是由于其沒有具體的形式、內容、效力的界定，也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判斷標準。既然“夫妻忠實協議”本質上符合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則，亦符合社會主義道德，那么就不能將其一概拒之于法律之外。因此要充分發揮“忠實協議”的效用就必須將其的生效條件，效力范圍等等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以此促使其在司法實踐中更具有可操作性，讓法官在判案時能有法可依。

　　應當有條件地承認 “夫妻忠實協議”的效力，因其將有利于對夫妻婚姻生活的引導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亦它將在法律尚未規定的以及規定不明確的地方起補充作用方面發揮主要作用。同時，承認并非是不加區別的承認所有的忠實協議也非承認所有的協議內容，對違背法律的基本精神、限制當事人忠實義務范圍之外的人身自由、約定不明確的忠實協議或協議內容應該認定為無效。除此之外，為了使忠實協議更加有法可依，解決司法實踐中其效力難以界定的問題我們還應該完善相關的立法，明確適用的主體，時間和范圍等，并且建立起完善的公證制度作為配套的保障措施，使得忠實協議能更加有效的輔助婚姻法律調整復雜的婚姻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