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繼承律師：沈輝

　　[案情]

　　甲乙為夫妻，二人于解放前結婚。甲的祖上于解放前分家，分給甲平房六間，此時甲乙已婚并生育子女，乙于1961年因車禍去世，據其子女稱，乙生前無遺囑。乙父先于其去世，而乙母后于其在1963年去世，乙遺有配偶、子女和一個弟弟。文革期間，上述房產上交政府房管部門，文革后落實政策，房產發還給甲。1985年甲取得該房產的房產證，房產證登記在甲的名下。1988年甲立有自書遺囑四份，將上述全部房產留給其四個子女。甲的子女于近日持甲的自書遺囑來我處申請。辦理繼承權公證，公證員經審查認為，此自書遺囑符合遺囑的法定形式。甲的子女均對四份自書遺囑無異議。問公證員能否直接以該遺囑為依據辦理繼承權公證？

　　[分析]

　　該案例看似簡單，但仔細琢磨，會發現法律關系比較復雜，涉及法律問題也比較多。在此，筆者試將其中幾個易產生爭議的問題層層展開，以求明晰思路，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及與處內人員共同探討。

　　一、 該遺囑是否為有效遺囑？

　　公證處受理該繼承公證應審查該遺囑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從形式上看，該遺囑為自書遺囑，由甲親筆書寫，給每個子女人手一份，上面有甲的簽名、私章并注明了年月，形式上合乎繼承法所規定的要件。內容是否有效呢？根據繼承法規定，公民只能立遺囑處分屬于自己所有的財產，該處房產是否為甲的個人財產，甲對該房產是否擁有完全的所有權？如果不是甲的個人財產，該遺囑內容將罹于無效或部分無效。

　　首先該房產為甲乙二人婚后甲方從其祖上分家繼承所得，且共同使用，依據相關民事法律規定，該房產應為甲乙雙方的夫妻共同財產，乙去世后，屬于乙的一半房產遺產開始發生繼承。在乙的繼承人中有其配偶、其父母及其子女。乙的父親于解放前去世，則其遺產份額應由配偶、母親和子女共同繼承。但是，根據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夫妻二人在一方去世、另一方在世的情況下，去世一方遺留下的財產往往不進行實際的遺產分割，而是由全體繼承人概括繼承供家庭共同使用，在遺產實際分割之前，各繼承人之間形成共同共有關系，被繼承的遺產成為共同繼承財產。本案的背景情況歷經解放前后、文革前后，故上述現象均存在。盡管如此，但根據民法原理，共同繼承財產不是遺產的形態，而是財產所有權的形態。

　　根據繼承法的規定，繼承開始后，只要繼承人不明示放棄繼承的權利，則均享有繼承權，因此應當認為乙的房產份額已經由各繼承人概括繼承，只是尚未實際進行分割，因此該遺產已轉化為共同繼承財產，各繼承人之間形成民法通則所規定的共同共有關系。后乙母于1963年去世，因其在繼承開始后、遺產尚未分割前，即尚未實際取得遺產時死亡，按照轉繼承的規定，其應繼承的乙的遺產份額，應由其合法繼承人繼承，乙母的父母及乙父均在解放前去世，乙有一個弟弟，則該份額應轉由乙的弟弟繼承。乙的弟弟又于1999年去世，乙弟有妻子和子女若干，則又適用一次轉繼承，該份額轉由乙弟的妻子、子女繼承。至此，幾經輾轉，截至甲去世，甲之子女申請遺囑繼承公證之日，乙的遺產份額應由甲、甲之子女、乙弟的妻子、子女共同繼承。由此可以得出，甲對該處房產并沒有完全的所有權，該遺囑處分了配偶所占份額的部分無效，其余部分均有效。

　　二、關于訴訟時效

　　（一）《繼承法》第八條對訴訟時效的規定

　　在本案例的討論中，有公證員援引《繼承法》第八條“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的特殊訴訟時效規定，認為乙的遺產繼承開始后早已超過二十年，乙的其他合法繼承人從來沒有提起過主張或訴訟，如果他們現在向法院提起訴訟，也早已過了訴訟時效，根據上述法條的規定，法院作為一道救濟，也會將乙的其他合法繼承人“拒之門外”，即使可以立案受理，但根據該規定也將喪失勝訴權而被駁回。既然起訴權都消滅了，則乙的其他合法繼承人繼承乙的遺產份額的實體權利也將無法實現，就此可推斷其實體權利實質已消滅，該處房產應為甲及其子女的共有財產。這一觀點是否合理？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先來看繼承法這條規定。不難看出，繼承法第8條規定與民法通則第137條規定是矛盾的。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民法通則》是普通法，《繼承法》是特別法，一般情況下特別法優于普通法，但是如果特別法規定本身不科學，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則可能優先適用普通法。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文獻資料，發現繼承法的這條規定因其不科學性已遭到諸多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不得起訴”與“不予保護”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得起訴”的說法不科學，公民通常都享有程序上的訴權，這是一種公權利，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剝奪的。

　　繼承法1985年實施，早于民法通則，民法通則規定“不予保護”，也就是說當事人可以起訴，只是勝訴權可能會消滅。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比繼承法科學、合理。筆者同意上述學者的觀點，認為如果本案中乙的弟媳及子女現在提起繼承權被侵害之訴，法院還是應先予受理的。就此問題筆者咨詢了法院審判人員，他們的答復是，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實務中也是如此操作，并不是一概將之“拒之門外”。另外，根據訴訟時效是勝訴權消滅而實體權利不消滅的通說，從《繼承法》第8條規定并不能推導出繼承的實體權利因訴訟時效超過而消滅。筆者認為，既然法院尚不能作出如此判斷，公證員在辦理繼承公證階段更不宜直接作出實體權利已消滅的判斷，如果依此出具公證書，公證員就超越了職權范圍。

　　（二）對共同繼承財產享有的分割請求權是否會罹于訴訟時效而消滅？

　　這涉及到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問題。雖然這個問題不屬于公證處的審查范圍，但筆者認為有必要澄清其中可能認識模糊之處。雖然民法通則對訴訟時效的客體未作明確規定，但目前我國關于訴訟時效適用范圍的通說認為，并非所有的民事權利都罹于訴訟時效。訴訟時效的客體為請求權，請求權是要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作為、不作為）的權利，是由基礎權利發生的，依其基礎權利的不同，請求權可分為債權請求權、物上請求權、人格上的請求權及身份上的請求權等。由于權利的性質不同，也并非所有的請求權都罹于訴訟時效。多數學者認為債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物上請求權、人格上的請求權及身份上的請求權則一般不適用訴訟時效，不過具體的應用細節尚存不少爭議。

　　就本案例而言，如果乙的合法繼承人以繼承權被侵害為訴由，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會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如果未發生侵權行為，在遺產未被分割期間，乙的合法繼承人提出分割遺產的請求權，則不適用訴訟時效。前文已經提到，該項繼承開始后，各繼承人并未明示放棄繼承的權利，因此應當認為乙的房產份額已經由各繼承人繼承，只是尚未進行實際分割，這部分遺產已轉化為共同繼承財產，各繼承人之間形成民法通則中規定的共同共有關系。

　　對于這種財產共有關系，法律并沒有限制其存續時間，不存在因怠于行使而應予消滅的問題，如果共有物的分割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則有可能使部分共有人利益受損。臺灣學者胡長清、史尚寬曾提出過一個觀點，認為如果請求權與一定的事實關系或法律關系相終始，則不能單獨因消滅時效（對應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而消滅。分割請求權是繼承人隨時請求分割的權利，屬于上述請求權之一。基于上述理由，筆者認為，對于遺產已經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之后，在分割之前各繼承人形成了共同共有關系，對于共同繼承財產享有的權利以及遺產分割請求權均不應罹于時效而消滅。基于此，如果本案乙的繼承人向法院提出分割遺產請求權，是不應該受訴訟時效限制的。雖然由于甲的子女無法提供相關證明等原因，公證員最終沒有受理該案，而是建議其通過向法院提起確權之訴的方式解決目前的問題。但通過對該案的分析及調查過程，我們深切體會到：

　　公證工作中，模式性的重復工作比較多，極易形成習慣性思維。但繼承公證中，例外狀況卻會層出不窮。這就要求公證員要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追根溯源，層層剖析，拋棄習慣性思維，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細節。例如在本案中，甲的子女給公證員提供了該房產的房產證，房產證上所有權人記載為甲，根據乙的死亡證明記載甲的妻子乙也已去世四十余年，甲是在乙去世二十多年后拿到的房產證，權證下發至今也已超過二十年。如果僅根據以上證明，不加深入分析和思考，很容易誤認為該房產為甲的個人財產，忽視兩次轉繼承的發生，導致遺漏繼承人，最終可能造成錯證及涉訟的后果。 以上看法提請處內同志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