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遺產繼承律師：沈輝

　　毫無疑問，繼承的對象就是遺產。無論在哪個國家或地區，其繼承法規定的都是遺產的繼承，而非其他。但對于什么是遺產、遺產范圍包括哪些財產，立法上和理論上均有不同。表面上看，遺產概念和遺產范圍是兩個不同的范疇，但實際上在厘清了遺產概念之后，遺產范圍的確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遺產概念的界定往往只是理論上的，遺產范圍的限定則更多地表現為立法。筆者擬通過對遺產概念的梳理，確定遺產范圍的限定條件，為我國繼承法的相關修訂建言獻策。

　　一、遺產概念中的“合法性”限定應予排除

　　遺產，從字面意義上來講，就是遺留的財產，其包含兩個方面的界限。首先，在時間上是自然人死亡后遺留的財產，因此是在被繼承人生前就已經存在了的；其次，它是一種財產，不具有財產性的東西不能作為遺產。因此，在身份具有財產性的時代，身份也是一種遺產。羅馬法中關于“法律地位”的繼承實際上就包含了身份的繼承。[1]各國對于遺產的界定均是在此兩個限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德國民法典》第1922條規定:“自一人死亡之時起，其財產全部轉移給另外一人或數人。”這一規定雖未直接規定遺產概念，但“死亡之時起”和“財產全部轉移”的限定已間接給出了遺產的含義。《瑞士民法典》第560條有關“繼承人因被繼承人死亡取得全部遺產”的規定，則是概括性地直接規定了遺產的含義。我國現行《繼承法》關于遺產的界定采取的也是概括式的方式。我國《繼承法》第3條規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這一定義為遺產概念的確定設置了四個限制性條件，即時間限制、性質限制、主體限制、來源限制。據此，確定某項客體是否屬于遺產，就應從這四個限制性條件入手。

　　其一，時間限制，即能夠作為遺產的財產必須是在被繼承人死亡前就已存在。以公民死亡為時點，死亡時已經存在的財產才可能成為遺產，死亡后產生的財產不能作為遺產。比如認為死亡賠償金應屬于遺產的觀點，[2]實際上是忽視了遺產概念的時間限制。

　　其二，性質限制，即能夠作為遺產的客體必須具有財產性。繼承的對象就是財產，一些人身性的客體不能作為遺產，比如榮譽。榮譽是社會對人的某種特定事項的評價，與榮譽獲得者的人身密不可分，人存榮譽存，人亡榮譽滅，因而對于榮譽無繼承之說。傳統民法把權利分為財產權和人身權，前者以財產為客體，后者以人身為客體，兩者構成民事權利的兩大基礎性權利。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財產權與人身權的分界逐漸出現融合之勢，財產權中蘊含人身權的內容，人身權中也含有財產權的內容。因此，一些通過財產而取得的身份屬于可以繼承的客體，比如通過金錢購買而獲得的各種會員資格，以及通過投資而取得的股東地位等。對于這類客體，須分辨出其中的財產性而作為遺產繼承，不能簡單地因其表象的身份性而否定其可遺產性。

　　其三，主體限制，即能夠作為遺產的財產必須具有個體性。在確定遺產范圍時，只能以被繼承人的個人財產為限，不能將共同財產全部當成遺產。

　　其四，來源限制，即能夠作為遺產的個人財產必須是來源合法的。《繼承法》第3條規定的合法性限制針對的是財產的合法性。依此規定，非法的財產是不能作為遺產的。

　　在上述遺產含義的界定要素中，時間性、財產性和個體性的限定幾乎成為世界各國或地區繼承法的共同規定，而對于財產的合法性限定則僅見于我國繼承法。我國繼承法之所以這樣規定可能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受當初繼承法制定時社會背景的影響。在繼承法制定時，人們的法律觀念還很淡薄，規定財產的“合法性”有助于人們對遺產的正確認識。二是符合我國民眾的思維習慣，即法律保護的應該是合法的財產，如果將非法的財產規定為遺產，則會誤導人們追求非法財產的不法習慣。然而經過考察可以發現，用合法性來判斷財產是否屬于遺產是不科學的，應將“合法性”表述從遺產概念中排除。因為對于財產的合法性判斷，需要由第三方機構進行，而不能由繼承人自己進行，繼承人自己判斷作為遺產的財產是否合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財產的合法性實際上指的是財產來源的合法性，與之對應的“非法財產”無非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如果是被繼承人侵占他人財產而獲得財產，基于我國民法中的侵權責任或物權保護制度，權利人均可通過返還原物或損害賠償的方式獲得救濟，而國外立法往往通過規定共同繼承人對遺產的權利瑕疵擔保責任予以救濟；[3]而真正的權利人如果不主張救濟，根據私法領域實行的“不告不理”原則，法律無須主動對其進行干預。如果是被繼承人通過犯罪行為而獲得財產，則繼承人沒有義務為國家負責，自有國家司法機關進行追究。因此，在遺產繼承中，對繼承開始時死者遺留的財產往往采取的是推定合法，而沒有必要通過司法機關確定財產的合法性。對于非法的財產，一般是在對其非法性進行追究的過程中啟動非法性認定程序的，在沒有追究財產的非法性時，非法性認定程序就沒有啟動的必要。因此，在對遺產概念進行界定時，應將合法性的限制要求予以排除，只規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財產”即可。

　　二、規定遺產范圍時應明確其包括債務

　　遺產的性質是指構成遺產的財產是積極財產還是消極財產，不同立法例所規定的遺產的性質也不盡相同。在羅馬法時期，遺產繼承采取的是概括繼承模式，繼承人不僅要繼承被繼承人的積極財產，對于被繼承人的消極財產即債務也要一并繼承。正如蓋尤斯所說:“遺產繼承不是別的，而是對已故者的權利之概括承受。”[4]這里的權利既包括積極的權利，也包括消極的權利。此后的理論發展導致形成了大體兩類的遺產概念，一類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狹義遺產概念，僅指積極財產，即僅包括被繼承人的合法收人、房屋、儲蓄、生活用品、牲畜等。另一類為大陸法系采用的廣義的遺產概念，其不僅包括積極財產還包括消極財產，即主要是指被繼承人的個人債務等財產義務。[5]從我國《繼承法》第3條規定來看，其所列舉的七類財產都是積極財產，并不包括消極財產。有學者就此認為，我國繼承法中的遺產僅指積極財產，而不包括債務，所以得出我國《繼承法》采用的是狹義遺產概念的結論，[6]這樣的認識是片面的。

　　關于我國繼承法對于遺產概念的界定到底是采狹義說還是廣義說，除了重點考察我國《繼承法》第3條的規定外，還要結合其他規定來考察。《繼承法》第33條規定:“繼承遺產應當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繳納稅款和清償債務以他的遺產實際價值為限。超過遺產實際價值部分，繼承人自愿償還的不在此限。”這一規定并不像采狹義遺產概念的英美法系國家那樣來對待被繼承人的債務。在英美法系國家，繼承開始后，由遺產代理人負責清償遺產債務后再將剩余遺產分配給受遺贈人（包括繼承人）。[7]如果還有可供繼承的遺產，這些遺產就只可能是積極財產了。而我國《繼承法》第33條規定的債務償還并不是先償還債務再繼承遺產，而是同時進行。這就意味著繼承遺產就要償還債務，實際上也是對債務的繼承。可見，我國繼承法中的遺產范圍包括了財產權利和財產義務，只不過是立法沒有明確對其加以規定而已。

　　法律在規定遺產范圍時若不包括被繼承人的債務，對于債權人權利的保護是不公平的。因為被繼承人死亡事實的公示性是有限的，如果債權人不知道被繼承人死亡的事實，就無法進行諸如債權申報之類的權利主張，一旦繼承已經完成，其主張自己的權利要面對的就是眾多的繼承人。在沒有遺產管理制度的情況下，沒有明確的遺產管理義務人，就沒有人去主動清償債務了。

　　按照我國現行《繼承法》的規定，遺產范圍和債務清償分別規定在不同的條文，而且不在一個條文邏輯的層面上，從條文設計的位置排列上看是兩個不同的制度，即遺產范圍制度和債務清償制度，這種分立對于債務清償和繼承進行都是不利的。繼承進行時如果債權人不主張自己的權利，繼承人就不會主動清償債務；在債權人主張自己的權利時，繼承人也缺乏繼承的積極性從而影響債權的實現。因此，建議在《繼承法》修改時應對遺產范圍加以明確，使之包括被繼承人的債務，并將現行《繼承法》第3條和第33條予以合并規定。

　　三、遺產范圍的立法模式選擇

　　確定遺產的范圍，首先要找出確定遺產范圍的依據。而哪些條件可以成為遺產范圍確定的依據，取決于遺產范圍立法模式的選擇。在世界各國的立法中，遺產范圍的立法模式可以歸結為概括式、列舉式和結合式這三種，但純粹的概括式或列舉式立法模式均不多見，多為結合式立法模式。而結合式立法模式根據其列舉的方式不同，又可分為排除性的結合與直陳式的結合兩種。排除性的結合是指正面概括性地規定什么是遺產，再從反面排除哪些不是遺產。對于反面的排除規定，又有概括式的反面排除和列舉式的反面排除兩種。典型者要屬《俄羅斯民法典》，該法典一方面規定“遺產由繼承開始時屬于被繼承人的物、其他財產構成”，另一方面又從反面規定“與被繼承人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權利義務不構成遺產”，其采取的是排除性的結合式立法模式，排除性規定采概括式的排除。直陳式的結合是指正面概括性地規定什么是遺產，再以正面陳述的方式列舉哪些是遺產。我國現行《繼承法》有關遺產范圍的規定適為其例。

　　遺產范圍的立法模式選擇是一國在立法時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來進行的，世界上并無一個普適性的立法模式，凡是符合該國國情的立法模式就是應予選擇的模式。我國現行法上的遺產范圍制度主要體現在《繼承法》之上，該法第3條規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合法財產，包括:（一）公民的收人；（二）公民的房屋、儲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樹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圖書資料；（五）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六）公民的著作權、專利權中的財產權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第4條規定:“個人承包應得的個人收益，依照本法規定繼承。個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許由繼承人繼續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辦理。”

　　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繼承法有關遺產范圍的規定采取的是結合式的立法模式。它首先概括性地規定了“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接著又直陳式地列舉了具體的七項遺產范圍，這樣的規定是與立法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適應的。在《繼承法》制定之時，我國還處在計劃經濟時期，公民個人能夠擁有的財產還很少，遺產所涉的范圍自然也很小。同時，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允許公民擁有的財產范圍也受到極大的限制，公民個人對于哪些財產可以擁有、對于哪些財產不能擁有均不明確。《繼承法》第3條通過列舉哪些財產可以作為遺產，可以幫助公民確定自己的遺產范圍，有利于引導公民樹立明確的財產追求目標。盡管在現代社會中，國家對私有財產保護的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除了一些特別的財產如國家專有的資源等之外，幾乎所有的對人具有效用的物都可屬于私有財產的范圍，而且這個范圍還在不斷地向國家專有的財產領域延伸和擴大。此外，對人有效用的物的范圍也大大擴充，特別是無體物的財產屬性越來越普遍，私有財產涵蓋的范圍已經不能與《繼承法》制定時的情形同日而語了。但是（（繼承法》第3條采取的列舉式立法模式形成了很難磨滅的法律傳統，在《繼承法》的修訂過程中不應輕易拋棄，而是要對其進行合理的改造。

　　當然，列舉式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任何的列舉都是有限的，而社會生活是無限的，以有限的方式去描述和規定無限的社會生活，顯然總是滯后的。因此，純粹的列舉式立法模式在《繼承法》的修訂中是不宜采取的。盡管列舉式立法模式具有明顯的缺陷，但在很多國家的立法中又都被普遍采用，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明確的導向性作用。就遺產范圍而言，在根據其他法規范很難確定某一財產的性質時，如果明確將其列入遺產的范圍，就可省卻許多無謂的爭論。比如宅基地使用權，雖然已被我國《物權法》明確規定為一種用益物權，但對其是否可以繼承仍是爭論不休，而如果將之列人遺產范圍，則這些爭論自然就可平息。

　　由于概括式和列舉式立法模式均是直陳式的正面規定，并不足以解決遺產的范圍問題，因此還須從反面限制的角度規定哪些財產不屬于遺產的范圍。所以，在修訂我國《繼承法》時，應在采取概括式方式規定遺產的概念、以正面列舉的方式規定遺產具體范圍的同時，以排除式方式明確哪些財產不是遺產。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對有關遺產概念和遺產范圍的立法條文作如下設計:“遺產是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財產，包括:（一）自然人的儲蓄等動產；（二）自然人的房屋、宅基地等不動產；（三）自然人的股權等財產權利；（四）自然人的著作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五）自然人所欠的稅款、債務；（六）法律規定的自然人的其他財產利益。與自然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的權利、義務，不屬于遺產。遺產繼承應是對全部遺產的繼承，不得選擇其中的某一部分單獨繼承。”

　　四、特殊財產的可遺產性分析

　　在明確遺產范圍的限定條件之后，我們就可運用這些限定性條件來分析某項財產是否可以作為遺產。從客體的角度來說，這就是財產的可遺產性；從主體即繼承人的角度來說，這就是財產的可繼承性。在我國現行繼承法實施的過程中，新出現的一些財產形式能否作為遺產來繼承，這也是在修改繼承法時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一）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繼承問題

　　我國現行《物權法》第128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有權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轉包、互換、轉讓等方式流轉。”但是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方式是否包括繼承，《物權法》并未予以明確。筆者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一種用益物權，是典型的財產權的一種表現，應是可以繼承的財產權利，這是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用益物權性質決定的。但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強烈的身份屬性，在繼承時應符合身份特征。如果繼承人不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則只能通過流轉的形式繼承土地承包經營權所具有的經濟價值。

　　宅基地使用權作為《物權法》所明確規定的一種用益物權，[8]應該也是可以繼承的，只是應對其加以一定的限制，即繼承人如果非屬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則不能自由使用，而只能通過轉讓繼承宅基地使用權所具有的經濟價值。

　　（二）股權以及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繼承問題

　　我國《公司法》第76條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資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至此，股權繼承制度在我國公司法上得以正式確立。但是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人合、資合兩合性，資本的聯合和股東間的信任是公司成立的基礎，因此，股權的繼承應兼顧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而不是當然的股東資格繼承。

　　著作權、發明權、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等，這些權利本身包括人身權內容和財產權內容。人身權利不僅由自然人生前享有、不得轉讓、贈與等，而且在自然人死后也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但是自然人基于著書立說、發明、發現、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等所獲得的財產權利，除允許本人生前享有外，還應當允許在其死亡后由合法繼承人繼承。

　　（三）虛擬財產之數字遺產的繼承問題

　　作為信息社會下一種全新的文化傳承遺產，數字遺產在我國當今的社會中顯得相當陌生和新鮮。假如將每個人的數字遺產匯總起來的話，那么互聯網所承載的文字、圖片、影音就形成了一種人類文化傳承的共同遺產，即形成更廣義的數字遺產概念，通俗地講就是互聯網上的數字文化遺產。不同種類的數字遺產具有不同的財產性。縱觀當前網絡運營商提供的數字產品服務協議，不管是免費還是付費的網絡服務賬號，若使用者在一定時間內未使用或服務期屆滿，QQ，MSN等即時通訊工具是不會被注銷的，但可能會被網絡運營商收回其網絡服務賬號，而電子郵箱則只要3 -6個月未經登陸就會被凍結繼而被注銷。如果是游戲賬號，因為涉及數字財產的問題，情況會更加復雜一些。

　　從性質上講，數字遺產大多是虛擬的，沒有太多的現實財產屬性。第一，數字財產是基于互聯網存在的，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的實物財產，其民事行為也是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的空間來完成的，很難得到記錄交易過程的信息，這是立法工作中一道不可逾越的溝壑。第二，數字遺產的民事主體具有不確定性。第三，QQ，MSN，E-mail、微博、游戲賬號等數字遺產大多具有很強的人身專屬性，如果其所有人離開了人世，這些數字遺產的價值大多會隨之消亡，其財產價值無法得到反映。

　　數字遺產往往涉及個人隱私，用戶在網絡運營商的網站進行注冊的時候，后者都會顯示一個服務協議供其閱讀，只有在同意了對方的服務協議后才可以繼續注冊。也就是說網絡運營商負有保護用戶個人在注冊時填寫的信息和隱私的義務。另外，數字遺產中不排除有死者不愿意讓別人知道的隱私。如果數字遺產被繼承，也就意味著連同其中的所有聯系人的名單被一同繼承，這樣就違反了公民的通訊自由、通訊秘密以及隱私受法律保護的規定。因此，數字遺產的繼承應考慮到這些特點。

　　（四）遺體和死亡賠償金的繼承問題

　　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遺體及其器官已經被廣泛運用于醫學研究和器官移植等醫療活動中，這不僅能治病救人，而且能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并帶來巨大的利用效益。但是由于遺體不具備財產性，因此不屬于遺產范圍。由于某筆財產能否作為遺產關鍵取決于是否屬于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財產，死亡賠償金雖然在死者被傷害致死的那一瞬間就產生了，但它畢竟是死者死后發生的財產，故也不應屬于遺產。

　　五、結語

　　基于以上分析，關于遺產范圍的立法規定，可以得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結論:（1）關于遺產概念的界定，可以對現行《繼承法》第3條規定進行修正，不設置“合法性”限定；（2）在遺產范圍中，應明確規定遺產包括消極財產即債務；（3）在立法模式上，綜合采取概括式、列舉式和排除式方式進行規定；（4）在對遺產范圍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有些具有身份性的財產也是可以繼承的，但應將其轉換為沒有身份要求的財產。比如，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繼承人，可以將該權利進行處分后繼承其經濟價值；虛擬財產可在去除其身份性后予以繼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