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三原告馮A、馮B、馮C系被繼承人蔡某的親生子。蔡某與妻子離異時，三原告均已成年，并均獨立生活。1985年，蔡某認識了被告于某(當時于16歲)，因其單獨一人生活，于便有時幫助蔡做一些雜事。1987年，蔡某提出收養于某，于表示同意，倆人遂向有關單位提出辦理收養關系的申請。蔡某所在單位經過審查，同意蔡某、于某辦理收養手續，但雙方未到公證處辦理公證。1988年3月，蔡某與于某訂立了遺贈扶養協議。協議約定：從即日起，于某的一切生活費用由蔡某承擔;蔡某的生活由于某照顧;蔡某一旦去世，其全部遺產贈送給于某。該遺贈扶養協議經過了公證。1989年，于某以蔡某的養女身份，向公安機關戶籍管理部門申請將其戶口從溫州市落在蔡的戶下，得到了準遷。同年初冬，蔡某因患重病留下偏癱后遺癥，生活不能自理，完全由于某照顧，直至蔡某于1996年4月去世。在蔡某生前，三原告有時去其住處看望，并給予一定經濟的扶助;蔡某病逝，其后事主要由三原告操辦。

　　被繼承人蔡某的主要遺產有其于1993年12月以6000元出資在本單位取得52%產權的住宅樓房一套。三原告與被告為繼承該房產權而發生爭議，訴至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原告馮A、馮B、馮C訴稱：我們三弟兄系被繼承人蔡某的親生兒子，在其生前不僅經常看望父親，在精神上給予扶慰，而且還給予經濟資助，在物質上照顧了父親的生活，因此，我們有權以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的資格繼承父親的房產。被告于某不是我們父親的養女，她不是法定繼承人，無權繼承我們父親的遺產。

　　被告于某答辯稱：我不僅是被繼承人蔡某的養女，而且還與蔡某訂立了遺贈扶養協議，其遺留的財產應全由我繼承。

　　【審判結果】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于某在其將要成年時才進入被繼承人蔡某家生活，不能認為他們之間已形成了事實上的收養關系。盡管他們申請建立收養關系，并且得到有關單位的同意辦理了收養手續，但最終沒有辦理公證，因此，也不能認為他們之間存在法律上的收養關系。盡管被告于某不能以養女身份繼承蔡某的遺產，但其與蔡某訂立的遺贈扶養協議合法有效，其有權根據該協議接受蔡某的全部遺產。三原告系被繼承人蔡某的生子，根據我國繼承法的規定，他們均屬第一順序的法定繼承人。但是，蔡某在與于某訂立的遺贈扶養協議中明確表示其死后所有遺產歸于某，而遺贈扶養協議的效力又優于法定繼承，這樣，在于某不放棄接受遺贈財產的情況下，三原告實際不能分得遺產。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三十一條和第五條的規定，于1996年12月5日判決如下：

　　一、駁回原告馮A、馮B、馮C的訴訟請求。

　　二、被繼承人蔡某遺留的房產歸被告于某所有。

　　于某對此判決不服，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訴稱：原審判決未確認我系被繼承人蔡某的養女，否認我與被繼承人之間的收養關系，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事實上，我在未成年前就進入被繼承人家，我的生活費由他負擔，他的生活由我照顧，彼此間形成了事實收養關系。正由于如此，我才得以以養女的身份將戶口遷至他的戶下。因此，請求人民法院確認我與被繼承人蔡某間的收養關系。

　　被上訴人馮A、馮B、馮C答辯稱：上訴人于某與被繼承人間不存在收養關系，原審判決對此不予確認是正確的，請求二審法院予以維持。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于某與被繼承人蔡某雖然未到公證部門辦理公證，但雙方在一起生活中形成收養的事實。而該收養事實發生在我國《收養法》公布實施之前，根據當時的政策和法律，應認為于某與蔡某之間形成了事實收養關系。于某與蔡某的親生子馮A、馮B、馮C均屬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本應均享有對蔡某遺產繼承的權利，但因蔡某生前已將其全部財產通過遺贈扶養協議表示歸于某所有，且該遺贈扶養協議合法有效，受法律保護，事實上蔡某已無遺產供其親生子繼承。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處理正確，只是在闡述理由部分未確認于某系蔡某的養女，但此并不影響本案實際處理的正確性，因此應予維持。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1997年4月17日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成都精英律師都燕果律師評析】

　　本案處理中有三個問題值得探究：

　　第一個問題是于某與蔡某間的收養關系能否成立。

　　收養是一種法律行為，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并且履行一定的程序才能成立。于某是在我國《收養法》公布實施

　　以前的1985年時進入蔡某家生活的，到1989年她以養女身份將戶口遷至蔡某戶下。1980年頒布施行的婚姻法僅籠統規定“國家保護合法的收養關系”，但對成立合法收養關系的條件和程序未作規定。為彌補立法的不足，國家公安部和司法部就收養問題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對一般收養的主體條件，規定收養人必須是有扶養能力的年滿35歲的并沒有子女的成年人，被收養人應是未成年人;對特殊形式的收養的主體條件，規定確實年老體弱又無子女的人，為了使其生活得到照顧，男方在55歲時，原則上可以收養一名相差20歲以上的未婚青年。關于收養程序，司法部、公安部規定：收養關系經過公證即正式成立;凡由公安部門批準以收養人遷入戶口的，也應視為收養成立。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8月30日《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8條規定：“親友、群眾公認，或者有關組織證明確以養父母與養子女關系長期共同生活的，雖未辦理合法手續，也應按收養關系對待”。本案中的被繼承人蔡某雖有三子，但在與妻子離異后，三子未在其身邊，且均已改名換姓，其在年老體弱時，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人照顧，收養已到成年年齡的于某作為養女，并不違背當時的有關規定。蔡某收養于某雖未經過公證，但有關單位為他們辦理了有關收養手續，能夠證明他們以養父與養女關系長期共同生活了多年，依據上述有關規定，應認為收養關系成立。

　　第二個問題是于某能否作為扶養人與蔡某訂立遺贈扶養協議。

　　如上分析，蔡某與于某間的收養關系成立，于某是蔡某的養女。根據我國《婚姻法》第二十條規定，收養成立，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間產生擬制父母子女關系，其權利義務適用《婚姻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有關規定。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即于某作為蔡某的養女，在繼承關系中系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她還能否作為扶養人與蔡某訂立遺贈扶養協議?我國《繼承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公民可以與扶養人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按照協議，扶養人承擔該公民生養死葬的義務，享有受遺贈的權利”。按此規定，理論上普遍認為扶養人是自然人的，只能是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公民。因為如果是繼承人，其對被繼承人有法定的扶養義務，也有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的法定權利，無需通過訂立遺贈扶養協議調整他們間扶養與繼承的權利義務關系。于某作為養女，是養父蔡某的法定繼承人，其與蔡訂立遺贈扶養協議，應認為扶養人主體不合格，該遺贈扶養協議應確認無效。

　　第三個問題是于某能否繼承蔡某的全部遺產。

　　按照上述分析，于某只能以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的身份取得遺產。本案三名原告系被繼承人的生子，他們當然也屬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在這種情況下，于某還能否取得蔡某的全部遺產呢?這就要根據我國《繼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的規定及于某對被繼承人蔡某所盡義務的情況來確定。根據我國《繼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有關條款規定的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在遺產的分配上，根據同一順序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生前所盡義務的大小，可以均等，也可以不均等。具體而言，盡義務多的，可以多分遺產;盡義務少的，可以少分遺產;有能力盡義務而不盡義務的，可以不分給遺產。于某與被繼承人蔡某共同生活，對蔡某盡了很多義務，應該多分得遺產是毫無疑義的。三原告從成人時起就未與蔡某一起生活，并改名換姓，對蔡某盡的義務很少，即使可分得遺產，也只能分得遺產中的很少一部分。

　　本案原告提起的訴訟涉及二個訴：其一是確認之訴，即請求法院確認于某與蔡某間的收養關系不成立;其二是形成之訴，即請求法院明確其對被繼承人的遺產享有權利，并能實際分得遺產。對于原告確認之訴的請求，一審法院在判案理由部分認為于某與蔡某收養關系不成立，實際上是支持了原告的這一訴求，與本案事實和當時的有關規定不相符合，因而是不正確的。二審法院在理由部分對此作了糾正，明確認為他們間的收養關系成立，是正確的。對于原告形成之訴的請求，一、二審法院均未在判決中明確表示給予適當的支持，如果原告在案外也沒有從蔡某的遺產和撫恤金中得到任何的利益，應該認為是欠妥的。

　　根據以上所述，應該肯定一、二審法院對本案的實體處理大致是正確的，但嚴格講也還都有失誤之處：一審法院的失誤表現在為了肯定于某與蔡某訂立的遺贈扶養協議合法有效和該“協議”的效力優于法定繼承，而否認于某與蔡某間的收養關系成立;二審法院的失誤表現在一方面肯定于某與蔡某間的收養關系成立，認為于某是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另一方又肯定于某與蔡某訂立的遺贈扶養協議合法有效，認為于某有權作為扶養人取得蔡某的全部財產，這與我國《繼承法》規定遺贈扶養協議的扶養人主體條件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