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張某（女）與王某（男）系夫妻，為維持生活經營小賣部。從2002年起張某經常去李某處提貨，有時付現錢，有時賒賬，截止到2003年12月1日，共累計欠款5900元，張某給李某出具了欠條一張。2003年12月11日，在李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張某與王某在墾利縣民政局協議離婚，并約定：外債由王某歸還。之后，李某多次向張某與王某催要該款，但王某說不知道這事，現在我與張某已離婚，誰打條你跟誰要。張某說，我與王某已協議離婚，約定該一切外債由王某歸還，外債問題與我一概不相關，所以該債務我不能還。因張某與王某互相推諉，李某便將兩人起訴至墾利縣人民法院。

　　二、分歧

　　對該協議約定的共同債務分擔效力問題及被告主體問題產生了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該協議對共同債務的約定無效，雖然該協議是經婚姻登記機關審查并認可的，但是該協議漠視并損害了第三人的財產利益，甚至會使債權人利益落空，因此該協議對共同債務的約定無效，兩被告應共同向原告償還該筆債務。

　　另一種種觀點認為，該協議對共同債務的約定有效，因為對此問題，我國《婚姻法》并無禁止性規定，同時也符合當事人自由約定原則，該約定并不必然一定就會損害債權人利益，所以本案應由被告張興民償還對原告的債務。

　　第三種觀點認為，該協議對共同債務的約定有效，但該協議的效力僅在被告間有效，其效力不及于原告。因為該協議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十五、十六條的相關規定，該協議對共同債務的約定事先未取得債權人的同意，故對原告不發生效力，所以本案應由兩被告共同向原告償還債務，且兩被告間互負連帶責任。

　　三、評析

　　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是正確的，這里面涉及如何看待婚姻登記機關對離婚協議的認定問題，此問題對解決這類案件非常重要。本案涉及的債務系兩被告間的共同債務是顯而易見的，此債務的形成是在兩被告婚姻關系存繼期間。且為家庭共同生活所欠。《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從該條規定上，我們可以看出，夫妻對共同債務所承擔的責任是一種連帶責任，這一點無論立法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是如此處理的。對該共同債務的償還，應首先是以其共有財產來償還，共有財產不足時，或沒有可供執行的共有財產的，夫妻雙方任何一方均負有對該項債務足額清償的義務。具體到本案，兩被告協議離婚，并對共同債務作出了約定，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的離婚協議做了形式審查后，根據相關規定進行了離婚登記，所以該離婚協議有效。但因該協議中涉及共同債務的承擔的約定，由于沒有爭得債權人同意，故不對債權人發生效力，僅在兩被告間產生約束力，是其內部約定，所以兩被告離婚后該連帶債務不因夫妻關系解除而免除。

　　夫妻對共同債務的連帶責任一經形成，與夫妻關系是否還繼續存在沒有關系。本案債務系買賣合同之債，債權的主體是特定的，即債權是對人權，其請求權主體是特定的，義務主體也是特定的，而身份關系的變化對特定的主體即人而言是一個與債權債務無關的法律事實。在本案中，兩被告仍為連帶債務的主體，由于離婚而引起的身份關系的解除并不影響當事人在此連帶的共同債務關系中的地位。該案離婚協議中有關共同債務承擔的約定，縮小了義務人的范圍，增大了對債權人權利的限制，并可能會加大對債權人的債權的風險，所以事先未經債權人同意的這種約定對債權人不產生任何拘束力。雖然兩被告離婚后任何一方的連帶債務不因離婚協議而免除，但依該協議不應承擔債務的一方在歸還了該債務后，可依該協議對債務的約定向另一方追嘗。夫妻關系的解除與連帶責任的承擔是兩個獨立的法律關系，不可混為一談。連帶責任表明了夫妻作為民事主體地位的獨立性，雖然夫妻關系解除了，但他們在共同債務關系中的法律地位并沒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