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財產律師

　　　[案情]

　　2009年5月程某（男）經人介紹與錢某（女）認識并確立戀愛關系，同年11月，雙方依農村風俗“過門”訂婚。“過門”訂婚時，程某家給洪某彩禮現金40000元、金項鏈一條（價值5560元）、金戒子一枚（價值2240元），洪某家也回贈程某金戒子一枚（價值2240元）。2010年2月，程某無意中發現錢某是乙肝病毒攜帶者，便提出解除雙方婚約關系，因返還彩禮的數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協商不成。程某訴至法院，訴狀中，錢某及錢某的父母均列為被告。

　　[分歧]

　　婚約財產糾紛中，女方父母是否系適格當事人？

　　第一種意見認為，婚約財產糾紛被告一方應為女方及其父母。因為按照我國的民俗習慣，特別是在農村，男方給付彩禮，都是父母及親屬出面；而接受彩禮也是女方及其家人。即使是女方自己接受了彩禮，用于購買結婚用品，受益的也是女方的家庭，從這個角度，婚約財產糾紛的當事人主體應當是包括婚約當事人及其父母。從另一角度說，單列女方，不把其父母列上，也不利于判決的執行。

　　第二種意見認為，婚約財產糾紛，當事人應當僅限于婚姻關系人男女雙方，與其父母沒有關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婚約財產糾紛因解除婚約而產生，最高法院下發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對婚約財產糾紛作了解釋：婚約財產糾紛是指婚約關系存在期間訂婚雙方因維持婚約關系而產生的財產關系。

　　婚約，是指男女雙方以結婚為目的對婚姻關系的事先約定。為成立婚約而舉行的儀式叫訂婚或定婚。婚約與戀愛不同。戀愛不當然具有婚姻關系約定的確定性，而婚約當事人之間則是確定的婚姻關系的預約。婚約與事實婚姻不同，婚約當事人之間雖不共同生活，但以未婚夫妻相待；而事實婚姻的當事人之間不僅以夫妻相待，而且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中國的婚約制度源自西周。早期型婚約是婚姻行為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訂婚是結婚的必要前提。一般來說來，它具有如下幾個特征；

　　一、訂婚是結婚的先行階段，未訂婚者，其婚姻無效；二、訂婚之權往往不屬于當事人而屬于第三人，婚約由當事人父母、尊長等代為訂立；三、婚約有較強大的法律效力，訂婚后男女雙方發生準配偶的身份關系。定婚在中國古代的禮與律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時實行“聘娶婚”，即男方家庭向婦方家庭交付一定數量的聘財為要件的婚姻。“六禮”中的前四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都是對定婚的要求。按照歷代戶婚律的規定，在寫婚書、收受聘財后，婚事已定，男女雙方及其主婚人（祖父母、父母或其他依律主婚的尊長）不得反悔。否則須依律科刑。直至中華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政府的大理院仍對定婚作如下解釋：“定婚為成婚之前提。據現在繼續有效之前清現行律載，男女定婚，寫立婚書，依禮聘娶，又載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等語，是婚約必備此要件之一，始能為有效成立。茍無一具備，雖已成婚，于法律上不生婚姻之效。”

　　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清末民初時起，捆綁在婚約上的封建宗法思想的桎梏逐漸松綁，婚約為男女雙方自己的意志的觀點逐步深入人心。1929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規定：“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立”。 建國以后的頒布的《婚姻法》雖然均無關于婚約的規定。但1950年6月26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頒布的《有關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訂婚不是結婚的必要手續。任何包辦、強迫訂婚，一律無效。男女自愿訂婚者，聽其訂婚。”1950年6月26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在《有關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題與解答》中指出：“訂婚不是結婚的必要手續，任何包辦強迫的訂婚，一律無效。男女自愿訂婚者，聽其訂婚，訂婚的最低年齡，男為19歲，女為17歲。一方自愿取消訂婚者，得通知對方取消之。”1953年3月19日，法制委員會在《有關婚姻問題的解答》中再次指出：“訂婚不是結婚的必要手續。男女自愿訂婚者，聽其訂婚，但別人不得強迫包辦。”因些，我國政策法律對婚約的基本態度是：當事人可以自行訂立婚約，但婚約并無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傳統習俗的根深蒂固，我國不少地區不少男女兩性結婚前仍舉行訂婚儀式，當然，這一般都是發生在男女雙方自由戀愛或經人介紹確立戀愛關系之后,男女雙方自愿的情況下，如果男女雙方對婚約持反對意見，一般很少有父母強行操持訂婚儀式。受傳統訂婚制度的影響，男女雙方訂婚時，男方根據雙方事前的商定，須向女方“行聘”，亦即彩禮。

　　彩禮的具體內容因各地風俗和雙方協商的不同可能有所不同，但總體不外乎兩方面：一是錢，即禮金；二是物，如首飾、衣服、電器等。訂婚后，逢年過節，男方根據風俗還要送節，主要是食品和副食品；遇一方有紅白喜事，另一方則須送上一份與相互關系相稱的人情，雙方的父母也以“親家”相稱。至于婚約本身究竟是怎樣的民事法律關系，在對婚約有明文規定的國家中并無一致意見，有視為契約的，有視為事實行為的，有視為事件的，還有視為特殊法律事實的。通說認為婚約既然屬于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關于將來締結婚姻關系的約定，自然屬于合同亦即契約的一種，但這種契約產生的不是一般的債權債務關系，而是關于“婚姻”的“準人身關系”，故其本質仍應是一種契約。因此，婚約財產關系對婚約的依附性極強，它隨著婚約關系的產生而產生，隨著婚約關系的延續而發展，而婚約關系一旦解除，婚約財產關系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即使雙方繼續發生財產關系，那也不屬婚約財產關系的范疇。

　　我國傳統民法訴訟理論未引進當事人適格的定義。當事人適格，是指對于特定的訴訟，可以自己的名義成為當事人的資格。當事人適格可分為原告適格和被告適格。傳統當事人適格理論把當事人適格的基礎完全歸于原告和被告對訴訟標的的管理權或處分權。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是“事實出發型訴訟”，即以已經發生的案件本身為訴訟標的，從而決定了所有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原則上都屬于訴訟當事人。主張享有權益者為原告，而持反利益者為被告，并且與案件有共同利害關系人將被強制作為原告或被告一方的共同當事人。可以看出，傳統大陸法系的當事人適格理論對當事人的資格限制很嚴，而英美法系對當事人的資格似乎放得太寬，有泛當事人之嫌。已有學者試圖發展當事人適格理論，以期適應兩大法系融合的趨勢。有學者認為，應從訴訟政策的角度來考慮當事人適格的基礎問題。現代的訴訟政策，不是把民事訴訟目的完全局限于爭議的相對解決或個別解決，而是顧及爭議的整體解決。民事訴訟當事人是指參與民事訴訟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關系人，民事訴訟當事人確定不單純屬于民訴法的問題，而必須依靠實體法律關系來解決。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因權利義務發生訟爭，涉訟當事人理所當然應為爭議實體法律關系的主體，此外的任何其他人均不能成為民訴主體。因此認定民事法律關系是確認民訴當事人的的基礎，確認民事實體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確定訴訟主體的關健和中心線索。我國訴訟法理論強調訴訟當事人必須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即強調民事訴訟當事人與民事實體主體的同一性。

　　這其實與傳統的當事人適格理論是一致的。婚約關系系“準人身關系”， 爭議發生在解除婚約男女之間，因婚約財產產生的糾紛，其訴訟主體當然應是解除婚約的男女雙方。雖然舉行訂婚儀式時，一般是父母在交接財物，但不能就此認定他們就是婚約財物的當事人。至于父母接受彩禮，只是基于自古以來傳統的風俗習慣，一種儀式上的需要。父母交接彩禮在生活中習以為常，但其地位不過是女方代理人或執行人，女方父母接受彩禮后，只是用來置辦嫁妝，有的也直接交給女方，少有將彩禮挪作他用的現象，通常情形下，女方的陪嫁往往還會超過彩禮。而婚約財產關系對婚約的依附性極強，如果我們以交接財物的父母為當事人，其實是將婚約財物糾紛混同于一般的財物糾紛，只看到了表象上的財物關系，未看到內在的婚約關系，忽視了此時的財物關系對婚約關系的強烈依附性。至于司法實踐中，單列女方可能不利于執行，這的確是個現實問題，但不能因考慮執行而把不適格的當事人列上，這不是法定理由。我們更不能因為婚約不受法律保護就無視婚約這一契約行為的存在，單獨處理所謂的財物糾紛。婚約財物糾紛的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只能是婚約雙方，而并非他們的父母。因此，其訴訟主體也只能是婚約的男女雙方，女方的父母不是婚約財物糾紛的適格當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