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有效成立是遺囑繼承的先決條件。而一份遺囑是否合法有效，取決于兩方面：一是形式要件，具體包括設立遺囑的方式和變更、撤銷遺囑的方式;二是實質要件，具體包括立遺囑能力、遺囑內容及效力。以下就遺囑形式及實質要件的法律適用及存在的沖突分別加以論述。

　　《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遺囑方式，符合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或者遺囑行為地法律的，遺囑均為成立。

　　從上述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出，我國對涉外遺囑方式采取較寬松的立法態度。該條遺囑方式可以適用的準據法有以下五個：立遺囑時的經常居所地法，立遺囑時的國籍國法，立遺囑行為地法，立遺囑人死亡時的經常居所地法，立遺囑人死亡時的國籍國法。

　　結合我國民事相關法律，我認為該立法中存在以下問題：

　　1、準據法的選擇范圍雖廣但不便于操作。首先是國籍的問題。當今世界仍有國家承認存在雙重甚至多重國籍，對于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或死亡時屬于雙重或多重國籍情況，而各準據法地遺囑繼承規定差異較大時，如何體現立遺囑人立遺囑時的意志?如何確定準據法?眾所周知，遺囑是立遺囑人死亡后才發生效力的行為，在遺囑涉外繼承糾紛出現時，如果以其他公力方式確定適用的準據法，是否有違立遺囑人的本意?為解決上述沖突中的沖突問題，有必要在沖突規范中以法定的形式確定效力先后順序。通過該種方式讓立遺囑人在立遺囑時就知曉對其不利的后果，更清晰的表達自己的意思，準確確定適用的準據法，從而還原遺囑繼承的本來面目。

　　2、經常居所地的認定問題。經常居所地是我國法律界定法律關系主體司法管轄時常的概念。而根據國際習慣，類似常住地一般稱為“慣常居所地”。同時，大部分國家對慣常居所地有具體規定，對于居住者的連續居住時間、是否有久居的意思表示等因素都以立法方式明確，從而使法律關系主體明確該條件，在司法實踐中也易于確定司法管轄。涉外遺囑繼承本身屬于國際私法沖突，其立法應該更國際化，只有這樣才能起到沖突規范應有的作用。

　　3、具體法律條文表述應與國際接軌。法律的規定要便于操作。然而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在表述上很容易讓人產生歧義。根據國際通行的沖突法表述，建議將該條文修改為：

　　遺囑方式符合下列法律之一的，即為有效：

　　(一)立遺囑人立遺囑時的行為地法律;

　　(二)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的本國法律;

　　(三)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的住所地法律;

　　(四)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的慣常居住地法律。

　　4、缺少遺囑變更和撤銷的沖突法及實體法規定。

　　對于遺囑的變更和撤銷，各國民法一般均以法律形式進行明確。美國《統一遺囑檢驗法》規定：可以因為離婚，而使遺囑變更或撤銷;遺囑人要吧明示撤銷，如遺囑人可以通過 “燒毀、撕毀或涂抹同一遺囑的行為對遺囑變更或撤銷”。而我國涉外遺囑繼承沖突規范及實體法中均未明確遺囑的撤銷程序。這種立法上的缺失會大大降低遺囑的效力。“無救濟即無法律”。遺囑的撤銷及變更制度對于遺囑而言即屬救濟方式。因此建議在實體準據法及沖突規范中增加關于遺囑變更和撤銷的相關規定。

　　5、準據法中對于遺囑形式的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極易產生私法沖突。

　　各國對于遺囑法定形式的規定不一。《日本民法典》將遺囑分為普通方式遺囑和特殊方式遺囑;普通方式遺囑包括自書證書遺囑、公證書遺囑和秘密證書遺囑三種。英國法對遺囑方式的規定相對就比較簡單，一般有自書遺囑和公證遺囑。我國承認的遺囑形式包括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五種。

　　在實踐中，公證遺囑的效力最高，這與我國傳統的公證理念不無關系。但放眼國際視界，公證機構與律師機構均為專業見證機構，二者具有相同的作用。但我國實踐中，在涉及房產、遺囑等公證時，以行政手段賦與公證置高效力。在涉及遺囑繼承中，該問題尤其明顯。公證的一家獨大，無形中減少了公民的自主選擇權利，增加了當事人為法律行為的經濟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民對遺囑繼承的接受程度。這一現象極不合理。建議提高律師行業在遺囑見證中的地位，完善遺囑的訂立程序。

　　另外，我國承認的遺囑類型較多，但在具體操作細則上卻并未能做到相應的精細。僅對代書遺囑有些許規定，要求遺囑訂立時需二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到場見證。其他遺囑形式則無具體要求。造成實踐中對遺囑的效力認定較困難。

　　對于遺囑的法定形式可以考慮適當減少。法律確認的遺囑形式細化操作條件。錄音遺囑是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而作出的獨特規定。除我國和韓國外，幾乎所有國家均無錄音遺囑這一方式。錄音遺囑是因為我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為保存方便而設立。但音像證據真偽鑒別困難。且該種形式的遺囑在實務中數量極少。建議立法可以考慮取消該種遺囑形式。同時在其他合法遺囑形式的操作條件方面增強立法指引。從而有效減少糾紛發生。

　　6、缺少遺囑公開程序的相關規定。

　　遺囑繼承糾紛多是遺囑效力的爭議，遺囑繼承的訴訟爭議焦點往往是遺囑效力。而遺囑公開一般是在立遺囑人去世后，由于利益關系不同，法定繼承人往往對遺囑的效力提質疑。而在我國繼承的實體法中，對于遺囑得以有效成立的要件規定籠統，操作性不強，在糾紛中起不到證明遺囑是否合法有效的作用。即使法院作出判決，也難而化解法定繼承人之間的怨恨。

　　這里就引申出遺囑公開性的問題。遺囑繼承的根源是立遺囑人的財產處分權。根據物權法的權利公示原則，應該將遺囑予以一定程度及形式的公開，以保障所有利害關系人的權利不受侵犯。建議在我國法律中明確規定遺囑的保存機關，遺囑生效條件出現則可由遺囑繼承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申請遺囑公示。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遺囑效力的爭議。遺囑保存機關可以考慮設置在民政部門、公證部門或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