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紹]

　　被告李某(女，60歲)與遺贈人周某于1965年結婚，婚后夫妻感情較好，未生育小孩，收養一子(31歲，已成家另立門戶)。1998年周某認識了比他小30歲的邱某(原告)不久后，二人便租房公開同居生活，直至2003年5月，周某因患肝癌晚期住院治療。在周某住院期間，一直由李某及其親友照料，直至死亡。臨死之前，周某立下書面遺囑并經公證將其所得的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金首飾、手機一部和變賣位于某市的房產的售房款的一半等共計10萬元遺贈給邱某所有;骨灰盒由邱某保管。周某去逝后，邱某以李某控制前述財產，拒不交付，侵害其財產權于近日起訴到法院。

　　關于本案的焦點：即遺贈人周某遺贈自己的財產(姑且不論周某遺贈自己無權遺贈的效力問題)是否一定有效?爭議較大

　　[評析]

　　遺贈人周某在與李某尚存婚姻關系的情況下，公然與原告同居;且立下遺囑準備將財產遺贈給與其長期非法同居的本案原告。這一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則和《婚姻法》確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則。在周某患肝癌至死亡時，均由李某及其親友照顧，而周某卻在此期間將全部個人財產遺贈給同居之第三者，完全無視作為自己三十年合法妻子李某的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與普通民眾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馳。

　　《民法》作為一國人民思想、文化、觀念、傳統的集中體現，不能忽視來自民眾的聲音，否則法律就不能滲入社會實踐，不能對人民群眾的意識行動產生導向作用。本案中如果機械地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引用《繼承法》第16條第一款進行處理，實質上是對遺贈人周某“包二奶”，將財產贈與“二奶”這種嚴重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給予支持，破壞了我國倡導的社會主義行為規范，使廣大群眾對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產生懷疑。《婚姻法》修正案頒布后，還將“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這種道德性社會規范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保護第三人者邱某在本案中可能獲得的利益，肯定有違《繼承法》的立法精神，動搖我國法律的根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繼承法》的立法者們在立法時不能預見的。這也是成文法的局限所在。《民法通則》對民事行為的原則性規定，也是在保證引用特別法的規定有違立法精神的情況下，能最終實現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所以，對本案，根據《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應宣告遺贈行為無效。